两大主笔对谈 日本舆论转向?

这似乎是日本的政治现实:老一代具有军国主义残余思想的政治家和战后新一代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家联手,推动日本朝着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普通国家”的目标不断前进     

世间感念邓小平——写在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

1992年的南巡讲话（又称“南方谈话”）,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位已是“普通党员”的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智慧,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义和拳·民团·义和团

(一)问题的提出 把义和团说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组织,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没有过一个农民结社称作“团”,义和团的这个“团”究竟从何而来? 义和团中的政治宗旨有“反清”与“扶清”;经济主张有“均粮”与“自带口粮”,明显不同,很不统一,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多元化塑造和谐

2004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词是“和谐社会”。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词典中不容易找到关于和谐社会的定义。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在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有了新的政治语言符号,如“市场化”、“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等,但支撑这些符号的理论架构并没有出现。“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在那个看起来没有斗争或者只是一方斗另一方的年代里出现,而在这个真正有了冲突的年代里,人们似乎会想起“阶级斗争”这个尘封在记忆中的词汇。但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却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也许,“和谐社会”的提出正恰逢其时。人们要问:什么是和谐社会?我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     

骂中国,暴露西方政客弱点

近年,在一些西方国家中,每当大选将临之际,中国话题往往成为政治家竞选中的一张牌,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以美国为例,近十几年来,每临大选,在野的政治家就打出“中国牌”,攻击在朝的政治家,几成惯例。克林顿竞选时攻击老布什对中国“纵容”,小布什竞选时则攻击克林顿对华“软弱”,     

“思想导致”抑或“性格使然”:寇准从政行为模式再分析——以寇准与澶渊之盟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寇准有政治家的作为,却缺少政治家的心机,他的思想意识中存留了过多的诗人本色,为人处世一切率心由性,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传统的派阀性政治环境中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但历史往往就是那样的复杂与"曲折",一场突发性事件却成就了寇准这个具有很大"政治缺陷"的人.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只是特定局势下各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一个结果,没有历史的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认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国史、同时也是当代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仅就“文革”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作一探讨。“政治发展”这个概念以及与之根连的“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学中首先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不发达国家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随之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富有特点的变化。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对政治发展进行研究,并试图寻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由此,将政治发展定义为“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     

找回政治家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政治家的领导力广受诟病。但危机对于政治家也是一个机会。中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把这个国家带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如今也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没有什么比危机、重大挑战等更能呼唤政治家的使命感。     

张状元挥别朝廷

正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白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就是要向日本学习,就是要走明治维新的路,就是要构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推迟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其影响最大者。     

邓小平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篇重要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流学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邓小平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做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为什么邓小平讲了话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后多年却没有下文？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略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续)

列宁在1913年批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说:“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同对待一切政治问题一样,很象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向民主,另一只手(背地里)伸向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叫喊说,我们反对特权,但是背地里却向农奴主时而乞求这个特权,时而乞求那个特权”。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企图维护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特权的思想,不只是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等人有,即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震动俄罗斯的亮相

马特维延科从政30多年,先得俄前任总统叶利钦的赏识和重用,后又与现任总统普京成为亲密盟友,成为俄政坛的一棵常青藤。这位女政治家甚至被俄罗斯政治观察家称为“马特维延科现象”。因为在俄罗斯政坛,历来是“男人一统天下”,如今一位女性脱颖而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浅析公众舆论于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影响

《美国大百科全书》对公众舆论（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或译为民意）的定义是“指一群人对一个共同关切的议题所表达的意见”,“它通常代表一种价值判断或偏好,或是对一个未来事件的结果所做的判断”①。自美国两党政治制度确立以来,公众舆论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不庸置疑的了。但是,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则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先于对外政策”,“公众舆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政…     

有这样一种时尚

政治与时尚,看似没有关系,其实都相互有关联。大多数政治家并非热衷于穿衣打扮,但着装风格却反映他们的个性与经历,彰显着他们的主张与信仰,更是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尤其在某些国家,为了握紧手中的权力,领导人们努力树立“光辉”形象,服饰造型自然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政治、权力、服装,这三者混杂在一起,营造出独特的“时尚魅力”     

冯小刚贺岁片之王的春晚夜宴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政治家的领导力广受诟病。但危机对于政治家也是一个机会。中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把这个国家带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如今也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没有什么比危机、重大挑战等更能呼唤政治家的使命感。如何理解政治家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尺之一。我们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我们就需要支持他们。对于周旋于利益集团之间、权力节制和权力扩张之间、精英和民粹之间的政治家们而言,如何获取民众的支持始终也是头等大事。     

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概论》讲习班结业时的讲话

同志们,咱们要结业了。我想跟大家讲几句话,就作为临别赠言吧。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问题。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有个队伍问题。因此,我还想讲讲如何提高我们的史学水平,加速我们预备队的建设问题。对这两个问题,在我过去写的文章里有提到的,也有没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历史教育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可以分三个方面讲。第一,总结历史经验,把历史经验上升到理论。我们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在很古老的时候,实际上都作了这个工作,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     

幸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这期刊物,我们着重推出了辽宁省省长——公众眼中的明星政治家薄熙来。读此文,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想到中国的现实。 我们想用薄熙来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中国不仅有希望,而且大有可为。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薄熙来从“七品县令”做起,把自己16年的时光奉献给了大连这块土地;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他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建设大连、开发大连,使大连在短短数年一跃成为“国际明星城市”,他本人也被誉为“明星政治家”。     

学习邓小平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体会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在《邓小平文选》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是“脑力劳动者”,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后又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如果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问题有了“初步解决”的话,那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及以后的一些指示,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命等诸多问题已经解决。但是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一些华人科学家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为什么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党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非常迫切和重要的问题指什么?下面述以作者粗浅的理解。     

日本政治资金及其管理法制改革

日本自民党是一个特殊的复合政治结构,其对政治资金的需求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划分为党的正式组织、派阀和党属议员三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竞争型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资金的来源有国家供给和政党或政治家自行筹措两种基本模式,但两种模式都无法保证所谓的“公正”。在1994年《政党助成法》通过之前,日本政治资金筹措制度不仅不能保证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正”,还引发出政治体制的生存、执政党的组织整合以及统治效能方面的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对政治资金管理法制进行改革主要是为了维护保守政治统治,提高其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