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除社会道德建设之迷雾——厘清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公德、私德之差异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德"是在把公民的社会生活领域划分为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的基础上对公民道德规范的具体化。明确区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公德、私德之差异是扫除社会道德建设之迷雾的关键。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公德、私德在对象域、逻辑思路和关注点都有明显的不同。     

唐代道士获赠俗职、封爵及紫衣、师号考

唐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追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祖,从而使道教与李唐皇室结成了特殊的紧密关系,道教在唐代受到统治者的极大尊崇.许多道徒得以供奉庭掖,随侍帝后,他们在从事经、教活动的同时,还出入宫禁,积极参预政务乃至政争,为帝后戚属所欣赏或倚重.     

浅析金代对北京路契丹、奚族的民族政策

金代为建立对北京路地区的有效统治,女真统治者对诸族的统治策略及统治手段差异较大。金初女真统治者对契丹、奚人采取的是和平招抚与重用相结合的政策,加强对契丹、奚人利用与管理。至金朝中后期,女真统治者在极力笼络、安抚并利用契丹、奚人为其统治服务,同时亦采取强硬手段大力镇压北京路内不服从其统治的契丹、奚人。以世宗朝为分界,世宗前期在政治上对奚人较为信任和重用,后期则转为歧视和排斥。     

《贞观政要》在辽、西夏、金、元四朝

<贞观政要>在辽、西夏、金、元四朝分别被翻译成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和八思巴蒙古文,并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辽朝、金朝、元朝的皇帝无不将其视为统治的龟鉴,积极学习与借鉴.     

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与市舶本钱

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竭力将海外贸易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市舶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就是贯彻这一意图的有力工具。通过这些制度,宋朝统治者攫取了海外贸易的主要利润,并在各级官府之间进行再分配,不仅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导致“市舶本钱”发生了重大变化。     

固原地区明代的城、堡、寨

明代宁夏固原地区,因为蒙古各部的侵扰,为应对边患压力,明朝统治者在固原地区修筑了大量的城、堡、寨,这些军事设施点线结合,互为拱卫,以阻击蒙古各部的入侵。城、堡、寨的修筑方式,分布范围具有地方特色,是明代西北地区边防军事建设和布防的代表形式。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赈灾

清朝初期,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调蔽,防灾抗灾能力更加萎缩。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或供水泛滥,或赤地千里,人祸更加重了天灾。灾荒的频繁发生i对广大贫苦农民是深重的灾难,对于满族贵族统治者也是严重的威胁。它直接影响清王朝的财政来源。更由于灾荒造成大量的饥民、灾民、流民,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威胁刚建立不久的清王朝的稳定。因此,创造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康熙等清前期统治者的历史使命之一。清王朝吸取、借鉴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救荒机制。它是由清王朝的…     

浅论麦金泰尔美德观的形成过程

麦金泰尔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通过对实践、人生整体性、传统的美德观的具体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美德观,并且从人的生物性的角度来进一步的发展了自己的美德观,从而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美德观体系。     

辽、西夏、金民族政权的汉化探讨

辽、西夏、金政权的汉化及其儒统治国的相关问题可作比较探讨。辽、西夏、金政权的汉化方式主要体现在:统治者自身的汉化、重用汉人儒士辅政、参学中原王朝儒统治国方略、社会组织的汉化等方面,这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对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仪典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也是他们用来减弱政权中部落首领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这种汉化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存在着差异性,主要是受各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环境、民族间经济生产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既有保留旧有习俗制度的心理,又有学习接受汉文化制度的需求,并掺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传统的"华夷观念",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当时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从“建筑的美德”出发谈景区建筑“异化”现象

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一书中,提出了"建筑的美德"的概念。他站在人文关照的角度赏析建筑,认为建筑也有美德,只有尊崇美德的建筑,才能带给人幸福感知。本文将运用阿兰.德波顿提出的"建筑的美德"到景区建筑异化问题的解决中,试图拓展景区建筑管理的新思路。     

从“建筑的美德”出发谈景区建筑“异化”现象

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一书中,提出了"建筑的美德"的概念。他站在人文关照的角度赏析建筑,认为建筑也有美德,只有尊崇美德的建筑,才能带给人幸福感知。本文将运用阿兰.德波顿提出的"建筑的美德"到景区建筑异化问题的解决中,试图拓展景区建筑管理的新思路。     

南京市江宁区妇联

南京市江宁区妇联多年来立足家庭阵地,弘扬家庭美德,开展的“美德进家庭”活动,主题明确、形式活泼、成效显著,得到全国妇联的认可,并成功举办了个国“美德在农家”现场推进会,中央六部委对其创新开展的“亲情五线谱”活动进行了特别报道,     

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19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政治理念评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在当时欧洲各国尚未完成民主化、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也主张以暴力革命对抗统治者的镇压,但是所谓他倡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怎么回事,却值得研究。     

敦煌壁画中的大、小昭寺

敦煌莫高窟石窟的开凿,据碑记记载始于366年,在经历了四百多年后的787年,强大起来的吐蕃占领了这一佛教圣地,吐蕃统治者也笃信佛教,随着吐蕃的占领,也为唐代本就辉煌的壁画艺术带来新的画风与形象。     

浅析清朝奉天文官选任的民族选择性

满族统治者在奉天地区文官的选任上,以满官为主、参用汉官。通过对奉天文官选任中民族选择性的研究,为清朝奉天官制乃至整个清朝地方官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民族畛域的角度,透视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意识与"首崇满洲"的治国理念,以及清朝统治者对汉官的任用策略。     

清代逃人法述论

逃人法与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并称为清初五大弊政,其体现了满族统治者在关外及入关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民族政策。本文系统地介绍了逃人法的源头、发展、顶峰及其废止,同时通过各个统治者对逃人法进行的调整,进一步论述各统治者的统治政策以及清代社会逐渐发生的变化。     

《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2010—2011年论文摘编

1.《罗马的意识形态:西塞罗到奥古斯都之间政治话语的模式》本文通过对共和末期到奥古斯都元首制时期的文本分析,试图证明意识形态概念对罗马社会是有效的。在共和时期,政治参与的基础是美德和与著名氏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基于对未来的展望和某种共同意愿。统治者被赋予保障制度良好运行和公民安全的责任。罗马社会不能设想出别的模式。当危机出现时,首脑要做的是恢复旧事物而非开创新局面。在奥古斯都元首制时期,官方言论有所转变,以便将罗马的命运与这个高贵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政府组织开始监督各种对立言论。如果说奥古斯都时期还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它至少表明某种原初意识形态已经出现。     

元朝皇帝与星命、相术之关系新证

从星命和相术两方面探讨了蒙元统治者与被征服地域民俗信仰的关系。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普遍采用一种"生辰占星术"为即位大典推算吉日,此外,元宪宗蒙哥和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亲自采用观察"行步"和"目睛"的相术来品评甄选人物。这些信仰形式,大都能在其时帝国疆域内的各种本地信仰中找到渊源。这些事实说明,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内本地"小传统"(通俗文化)的接纳,是既深入又微妙的;与汉化相比,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涵化"或许更适合描述这一过程。     

首富、老板、文青、父亲 王健林的四张面孔

109座万达广场、71家万达酒店、99家万达百货、150家万达影院,还有青岛国际电影节、汉秀……当人们的生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万达制造"时,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统治者的财富也随之呈现几何增长。2015年3月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15全球富豪榜,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242亿美元(约合1515亿元人民币,1美元约合6.26元人民币)资产排名全球第二十九名,并以15亿美元     

宋时隐士成为独立阶层的原因浅析

宋朝是中国文明的巅峰,由于统治者不断发展教育、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而形成的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使得隐士在社会中的地位较别朝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得到统治者的呼应后,隐士逐渐关心国是,为封建政权的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隐士开始成为封建政权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遂开辟了中国隐逸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