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苏复交档案史料

1932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筹备与苏联复交,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拟具“中苏复交问题方案”。本组史料反映了中东路事件平息后中方筹备中苏复交的过程。     

中苏复交后关于订定中苏商约的史料一组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后,中苏贸易关系亟待确定政策,中苏双方随即展开关于缔结商约的新一轮谈判。其间,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实业部、外交部暨驻苏大使馆等组织机构及相关人士分别就对苏贸易原则与办法、商约草案的审查、侨民汇款之条款等一系列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或接洽。     

1924年中苏复交述评

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标志着中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是两国外交史上的转折点,是当时两国朝野关注的大事。 一 复交前的相互摸底 自本世纪起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的两大民族,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沙皇俄国政府鲸吞蚕食中国领土、巧取豪夺在华的种种特权利益,给中华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指此间两国围绕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展开的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关系必然产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响。总的来看,两国能够从反法西战争大局考虑,着眼于最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无法消弭的,并影响到抗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共问题的影响。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从中苏结盟到中苏谈判(1945年),中共问题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两国关系,以至造成两国关系的曲折。我们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抬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但也要反对忽视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这一期间中苏关系的实际。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蒋介石"首脑外交"之运用:与苏绝交和复交

1927年南京国民敢府声称共产党与苏联极有关系,宣布与苏绝交.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借机收回中东路权"完成前人大业",蒋介石则为转移国内矛盾、维护中央、地方统一考虑,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坚持对苏强硬立场,引起苏方强烈反弹,致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在美、英反应冷淡,对日和谈失败,国内反蒋势力活跃、恐遭腹背受敌情况下,蒋才被迫做出艰难选择,默许张学良与苏方接触,进而把"中苏复交"提上日程,几经波折终于在日内瓦达成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在整个与苏绝交、复交过程中,蒋介石"首脑外交"主导作用十分明显.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丧失一次联苏抗日的机会──试解抗战前夕陈立夫秘密赴欧之谜

陈立夫欧洲之行留下秘密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出于反共需要,断绝了与苏联政府的外交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注意到“倭寇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因此事变发生几天后,南京政府外交部就指示正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以个人名义向苏联方面非正式地探询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可能性。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作出与苏联复交的决定,并由在日内瓦出席国际军缩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颜惠庆同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秘密商谈。这年的12月12日两国正式复交。据蒋介石日记称,这是他计划中的对日“…     

中苏外交战略协调背景下的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形成东西战争策源地。受到威胁的中苏抓紧复交,并形成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外交战略。苏联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倡导建构集体安全体系,防止战争;次则军事援华以拖住日本,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而中国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或推动苏联直接参战;次则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独力抵抗日本。最后,经过艰难协商,中苏均达成了自己的最低外交战略目标,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军事援华。其中,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培训中国空军,重塑中国空军的肌体,同时,亲自驾机参加战斗,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为中国抗日战争过渡到相持阶段立下汗马功劳。为此,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也付出巨大牺牲,其英勇事迹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评九一八事变至中苏复交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蒙受巨大灾难和损失之时,一向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的美、英、法等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了所谓中立立场,并为了自身利益而企图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相反,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敌视态度,造成中苏邦交完全破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在九一八事变后,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主动提出中苏无条件复交。尽管苏联政府声明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政策,且在执行不干涉政策时损及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但苏联始终是中国抗战的有力盟友,谴责日本的…     

徐悲鸿赴苏举办画展史料

1933年初,徐悲鸿率中国画会代表团赴欧洲各国举办中国画展览,携有当代各名家画派及宋元明清历代古画展品300余幅。时中苏复交不久,苏方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盛情邀请徐悲鸿顺便访苏讲演,举办中国画展。本组史料为中国驻苏使馆代办吴南如等与徐悲鸿就赴苏画展及文化交流事宜的往来函电,反映了徐悲鸿赴苏画展的缘起及经过等情况。     

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

中苏同盟是战后雅尔塔格局的产物 ,同时又对这一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同盟的演变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其实质则是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选择。本文从战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中苏在结盟中的战略利益选择问题作了分析     

30年代的中苏文化交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于外交方针的需要,着手恢复和改善中苏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国内反苏宣传活动,企图以开展中苏文化交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一状况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艺术界介绍苏联文化,增进中苏文化交流,宣传中苏友谊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而形成了30年代中苏文化交流的高潮。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远方的孩子——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远离战火硝烟,吃得饱,穿得暖;这也是不幸的孩子,他们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尝尽了人隋冷暖。这群在二战期间被秘密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共革命烈士和高级干部的子女,具有特殊背景。他们见证了中苏两国蜜月时期亲如兄弟的友情,也经历了中苏反目时期相互之间的憎恨和嫌恶。     

一个8岁孩子的反动标语事件

我小时候在武汉市的解放小学上学。这所学校原来叫友好宫小学,因靠近武汉市中苏友好宫而得名。中苏友好宫是由苏联专家设计,1950年建成的,和苏联断交后,中苏友好宫改名为武汉展览馆,学校也更名为解放小学。     

中苏经贸四十年

新中国与苏联自1950年建立经济贸易关系以来已经整整40年了,40年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之后又出现了光明的前景。本文拟对这40年的中苏经济贸易关系做一简略的回顾与粗浅的分析,同时对今后中苏经济贸易的发展前景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与苏联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1950年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它为两国的经贸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此中苏经贸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

中苏结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把对方作为战后合作伙伴的首选;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一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突中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总之,中苏同盟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尽管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中苏结盟的过程看,这种无奈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同盟破裂的隐患。     

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

中苏两国"蜜月期"文化关系与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50-60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经济上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以及中苏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苏文化关系进入"蜜月"阶段.     

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研究综述

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于建国初期,是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见证者之一。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成立了地方的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市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文化和教育中心之一,也相继成立了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市中苏友协的各项活动对于增进中苏友好、推动学习苏联起了巨大的作用。国内外对于中苏友好协会的研究不少,但是对于地方的分会研究则是少之又少。上海作为建国初期一个重要的城市,本文将对关于上海市中苏友协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使中断三十年之久的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是值得庆贺的。它使我们联想到四十年前曾为中苏友好作出重大贡献的我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王稼祥,安徽省泾县人,1925年留学苏联,先后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