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方志管窥——以卜正民著《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

外国汉学家对中国的方志文化日益重视和推崇,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更凸显出方志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文章以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所著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管窥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方志是如何认知、研究、评价的,其研究的动机、力度及特色,以及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方志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卜正民《明代社会与国家》译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先生是一位很博学的学者。他的著述,像陈列着许多物品的博古架,琳琅满目。有不同爱好的学者,都可以从架上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的《明代社会与国家》（Timothy Brook,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New York：RoutledgeCurzon,2005）一书,由导言、结论、以及八篇论文构成,内容涉及乡治、地图绘制、江南圩田、北方水稻推广、藏书楼建设、图书禁毁、明代佛教、明清地方志中的寺观记载等。     

中国方志之乡——四川

鸟瞰辉煌悠久的中国方志长廊,游心骋目,综合排比,不难发现,蜀国特别是西蜀首府成都,才是无可争辩的世界方志之都、中国方志之乡。这里汉晋时代荟萃了大批修志名家和方志名篇,多种体式开了志坛先河,为后世取法,援以登高。     

日本汉学家率团访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1年11月11日上午,日本友人和泉新先生携福岛县访华代表团一行7人前来访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方志办主任刘建、副主任朱敏彦在贵宾室亲切接待了客人,陪同会谈的还有市志工作处副处长黄晓明、秘书处（组织人事处）副调研员童庆荣和研究室（信息处）主任科员郭万隆。     

自称“沈迷”的欧美汉学家们

马悦然(G Malmguect)系瑞典汉学家、一现任诺贝尔东方学中国学组负责人(主任)。他在近时《纽约时报》撰写论述自他年轻时代起对汉学的攻读,追述及诺贝尔学奖提名中国三个有独自创见的学家,即鲁迅、沈从及法籍华人的高行建。     

什么是方志——《方志百科全书》“方志”词条释义

方志又称地方志、志书、志,是记述某一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记述各个方面情况的为总志,记述某一方面情况的为专志。方志概念诞生于周,方志的雏形地记、地志萌芽于秦汉,郡书起于汉晋,图经演变于隋唐,方志定型于两宋,盛行于元明清,空前发展到当代,已历经三千余年历史。方志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方＂同＂邦＂,在商代、周初是对周围少数部族的称呼,如当时将西北方少数民族称＂鬼方＂。中国古代国家最初形态是部族式邦国和小国寡民式的方国。西周成王周公旦摄政时封邦建立71个方国,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作典章礼乐各种制度,汇编成《周官》,汉代古文经学家将其改名《周礼》。     

“五味杂陈”话方志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可为治国理政提供智慧经验。     

“双语”教授吴可勤的方志情结

“双语”教授吴可勤的方志情结是在修志中用志,在用志中修志,把地方志事业与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进步发展紧紧地结合起来。这种与方志难割舍的情结,已经融入吴可勤教授的生命之中。他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方志工作者。     

中国古代方志及其旅游学价值

本文论述了我国地方志的起源和性质,认为地方志是记述一定地域内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科学的独特的保存丰富旅游资料性的文字载体,具有其他文献不可代替的功用,并对方志的主要功能特色和不同方志所具有的不同旅游学价值进行了分析     

影像方志的守正创新——以《中国影像方志》编纂为例

《中国影像方志》是一档以纪录片为题材的大型电视节目,以影像为表现手段,以地方志为内容载体,借鉴传统地方志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体例,挖掘不同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特色,以此为框架进行节目内容的构建。在节目的编排上,借鉴、融合了传统文字方志的记载模式,通过影像符号的编修开创新的修志模式,影像所呈现的画面语言弥补了传统文字方志在传播、视觉呈现上的劣势,对现实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正在发生的点滴细节进行直观记录。《中国影像方志》放弃传统的宏大叙事,小角度切入,精微表达,选取最能够突出县域特色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以及具有新意的关键词。从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进程中,挖掘地方的核心内涵,使得《中国影像方志》不仅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明清广西方志“荆扬分野”问题探研

秦汉以降,广西分野经历由独属“扬州”到荆、扬两种分野类型并存的转变,实际上是广西走向高层政区之路的缩影,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这一转变过程总体上呈现“荆州”分野南拓,“扬州”分野东缩的态势,最终形成了广西东部梧州府数县属“扬州”分野,其余西部府州县皆属“荆州”分野的特殊局面,这也正是天文分野理论与实际空间位置相适应的结果。包括南宋蔡戡在内的学者对“荆扬分野”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建构,而后世的广西方志修纂者基本因袭旧说而不加创造。方志修纂者对于天文分野的态度不一,各自在志书中表达了关于天文分野归属的认识和态度。     

试论近现代方志史料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地方志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本文主要从地方志的现实意义、科研价值、存史功能等方面,论述了近现代方志史料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近现代方志史料价值。     

挤压方志资料“水份”的几点意见

所谓方志资料的“水分”,指的是在志书中记述事物及其发展变化中的套话、空话及不准确的数据。“水分”在志书中的主要表现有：过多使用数字、事件记述含糊不清、套话过多、统计数据互相矛盾、资料深度不够(包括GDP等统计指标的不当使用等)。它的存在,影响了志书资料的可信度。     

“专题”：方志编纂新的体例形式

地方志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内容起主导。方志的特定内容要求有相应的形式予以表现。由于内容决定形式，因此，各个时代社会内容的不同，导致方志著述内容不同，所以编纂形式也往往不同。人们对社会认识日益深入，视角不断开阔，使方志著作内容逐渐丰富，每有新事物产生，必然要求在方志中予以表现，同时要求方志著作形式相应变化，以表现这一社会内容，从而引起方志著述形式不断创新。     

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

通过对中国地方志的全面梳理可知:至1961年前,中国共有6次霍乱大流行;就清代的霍乱疫情而言,霍乱大流行共有4次、2种类型;而对全国与各省历史疫情的综合考察,是得出该定论的必经途径。对照世界霍乱大流行年份可见,几乎每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之时,中国都会有或强或弱的霍乱疫情发生,表现为霍乱大流行或散发,显示了中国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对世界情势的敏感性;而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首次霍乱大流行,或许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供了别样的注脚。     

新方志概述写作的指南——《新方志“概述”点评》读后

志书的卷首设概述,如今已成为志书不可或缺的篇章。概述是志书的精华和灵魂所在,往往是志书中概括性、著述性最强的部分,写作难度很大,非大手笔不能胜任。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关于概述的写作、评介的教材和文章已看到不少,但大多从概念出发,似乎未中肯綮。最近笔者看到《新方志“概述”点评》一书,     

落实科学发展打造数字方志——五谈“修志为用”

第二轮修志启动以来．各地方志网站悄然兴起,方兴未艾,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有的还进而提出应顺势打造数字方志。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试谈一点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振士气”与“维风化”：光绪年间贵州方志编修述论

光绪年间贵州省内掀起一股新的修志热潮,共新修、续修方志24部。从编修背景与修志经过来看,本轮修志的直接动因在于全省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各地区士绅民众“振士气、维风化”的社会需求日渐凸显。从方志内容来看,地方乡绅、团练、民众在咸同兵燹时期的功绩与事迹在其中占据较大篇幅,甚至影响了志书的编撰体例。这一批新修、续修方志陆续出现,与光绪年间贵州全省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有着密切关系,不能就方志本身进行片面评价。     

“我心中的方志”征稿启事

为纪念福建省地方志工作机构成立三十周年,弘扬方志人敬业奉献的精神,本刊除进行人物访谈外,同时开展“我心中的方志”征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