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通志馆与民国《广东通志》之编纂

清嘉庆、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仿《广西通志》例,纂修《广东通志》(以下简称“阮志”)三百三十四卷,于道光五年(1825)成书。90年以后,即民国5年(1916)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与梁鼎芬等主持修通志(以下简称“朱志”),但因时局动荡而中辍。民国21年(1932),邹鲁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兼广东通志馆馆长,     

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初探

民国时期的方志搜求热,持续时间大约从民国初至抗日战争之前。对于这次方志搜求热,以往研究方志史绝少关注。本在搜集、研读档案、图书目录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国内各大图书馆、各级行政机构与通志馆、国外图书馆、私家四个方面来分析它们在民国时期方志搜求中的具体表现,初步勾勒出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的历史画像,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方志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台湾的地方史志撰修及理论研究

一　　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及《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地方志书为省志、市志及县志三种。台湾省政府翌年即组建设置台湾省通志馆,开始纂修《台湾省通志》。1949年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至今。1983年,台湾“内政部”发布施行《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确定地方志种类、编纂时限、内容,并明确各级各类地方志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终审批准后方可出版。其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制定《台湾省政府辅导各县市文献业务要点》,推动各县、市志纂修。1997年,台湾“内政部”修正《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各省(市)、…     

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述略

西康省通志馆是20世纪40年代西康省为编纂《西康通志稿》成立的修志机构。它的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修志事业的重视、西康建省的推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康所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西康省通志馆从1940年开始筹备,1943年在雅安成立,1948年解散。在其存在的9年中,围绕《西康通志稿》的编纂开展了大量工作。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康藏地方史的研究。     

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探析

民国时期政府官方主导修志的模式,决定了各地通志馆修志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而频繁更迭的政局与变动不已的时局,导致修志经费保障不稳定,经费短缺问题普遍存在,这促使通志馆人士拓展经费来源,并通过自行筹措、社会劝募等方式,推动修志经费来源日趋多元化。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与总体状况,反映了乱世修志背景下地方志编纂经费的演变趋势,彰显了修志经费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吴宗慈总纂《江西通志稿》与近代方志文化的构建

吴宗慈于抗日战争时期临危受命,担任江西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主任,主持通志馆创办工作。江西通志馆成立后,吴宗慈作为馆长兼志书总纂,克服抗战时局动荡和战后社会经济凋敝的重重困境,以制度建设保障修志工作的正常开展,以讲求"方志之有实体效用"促进方志体例创新,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构建近代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有力推动了近代方志的转型与发展。     

金梁与《[民国]黑龙江通志纲要》

近代著名史志学家金梁,在居官之余,颇重学问,终生以藏书、著述为业,为《清史稿》的编纂和刊行作出显著贡献。从事方志事业尤为著称,参与家乡方志《[民国]奉天通志》的纂修。尤为可贵的则是独自纂修《[民国]黑龙江通志纲要》,对黑龙江的方志事业颇有建树。     

民国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的创设与运作

1932年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一改政府官方主导省志编修的历史格局,借助中山大学优势教学资源,通过志料征访、篇目制定与体例调适等举措,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学修志的先河。通志馆同人朱希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分歧产生体例之争,随之而来的人事变故使得通志馆的运作波澜起伏。校长兼馆长邹鲁倡导编纂适应时代的省志,开创性地将学术研究纳入修志实践,推动了志书的编纂进程,促进了编纂方法与修志理念的革新。民国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创设与运作的曲折历程,反映了社会剧变背景下修志理念、学术思想与人事关系等的交织纠葛,折射出近代方志转型的复杂历史真相。     

民国广西通志馆馆长封祝祁先生传略

民国广西通志馆馆长封祝祁先生传略秦邕江封祝祁（１８７６—１９５９年）,字鹤君,别字檗庵,广西容县杨梅镇石岭村人,广西近代著名的学者和诗人,民国时期被骋为广西通志馆馆长。封祝祁出身于容县著名的石岭封氏家族。其父封蔚扔〔１８３０——１８９１隼）．字小霞．...     

民国四川省通志馆史事考

民国年间,四川省政府曾两度设立省志编修机构,均因时局纷乱而未能竣事。其中,以1942年创立的四川省通志馆组织机构最为健全、人员配备最为齐整、修志经费最为充足。在长达七年的修志时间里,李肇甫和陈延杰先后担任四川省通志馆馆长。期间。虽然因战乱和政局更迭的影响,通志馆未能实现最初编修计划,但在调查采访、蔸集资料、聘请硕学等方面作了大量努力和实践,并于两年时间完成《四川方志简编》一书,可谓于乱世中取得修志成果,实属可贵。     

民国泾县续修县志的新史料

民国时期,方志纂修在传统修志活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很多地区开展了修志活动,但囿于文献散佚等原因,部分方志纂修活动已经失载。民国时期泾县虽有筹修县志的活动,但其纂修实况一直未得其详。新发现的两件档案文献为研究民国泾县筹修县志活动提供了翔实的证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封面满文书影——清代满文实录简介

清沿明制,一朝皇帝崩逝后,嗣皇帝便指定大臣开馆纂修前朝实录。有清一代共纂修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仁宗睿皇帝、宣宗成皇帝、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德宗景皇帝十一朝实录,另有民国年间纂修的宣统政纪亦被视作宣统朝实录。     

清代仪征刘氏修志述略

清代仪征刘氏一门三代皆致力于地方志的纂修,从清代道光、咸丰时期至民国年间,刘氏三代主持或参与纂修的地方志共有8种,这些方志资料丰富、体例严谨,被学者誉为名志。此外,在修志的过程中,仪征刘氏就方志纂修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体例的制定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志的纂修,不仅仅是在旧志体例基础上对原来材料的简单堆砌,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的实际,对以前所修各种旧志的体例进行比较分析,制定出合乎实际的新志体例。此外,刘氏还善于接受先进的方志纂修理论。     

从《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

陈训正(1872～1944)，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玄婴，晚号晚山老人，浙江慈溪人。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浙江省政府代主席、杭州市市长及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以善于修志而闻名于世，曾主持纂修了《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掖县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何以"外民国"——《清史稿》反动成因探析

《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     

阮性传与《兴化县小通志》

方志可分为官修与私修两种．即以兴化方志而言,存官修县志5部：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县胡顺华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志》（《胡志》）;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欧阳东凤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新志》（《欧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张可立重修、王岩纂修的《兴化县志》（《张志》）;咸丰三年（1853）知县梁园棣主修;刘熙载、陈广德纂修的《重修兴化县志》（《梁志》）;民国32年（1943）伪县长李恭简挂名主修、李详纂修的《续修兴化县志》（《李志》）。     

从“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

陈训正(1872-1944),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玄婴,晚号晚山老人,浙江慈溪人。民国著名的方志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浙江省政府代主席、杭州市市长及省临时参议长等职。以善于修志而闻名于世,曾主持纂修了《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民国掖县志》等,其中《民国鄞县通志》是陈训正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它创修于1933年,至1937年大体完成,终因经费不足和抗战影响而停顿近12年,直至解放后的1951年才得以全部出版。     

秦锡田与民国县志编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南汇县续志》《上海县志》探究

秦锡田(1861—1940)江苏省上海县陈行乡(今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陈行集镇)人。1914—1935年先后分纂、总纂、总阅民国《上海县续志》、民国《南汇县续志》、民国《上海县志》。在编纂实践中形成"前志无撼则当其所有,前志有缺则当补其无"。所用资料注明出处,设"遗补"目,补前志之缺,设"考证"目、纠前志之误等志法。提出"修志之难,不在于纂辑,而在于采访"的资料第一观点。纂修者应有"谙悉体例、兼擅史才、勤于咨询,熟悉掌故"的才华。秦锡田是民国时期上海知名的史志学者,纂修实践值得志界探究,修志方法与观念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民国《湘潭县积谷局志》述评

《湘潭县积谷局志》刊于民国15年（1926年）,由积谷局司事历时10年整理出版,现仅存孤本,藏于湖南省湘潭县档案馆。该志纂修体例受王闽运纂修《湘潭县志》影响较大,体例完备,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且采取述而不论的修纂方式,使该志具有更高、更可信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