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与态度:二重证据法的考古学反思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推动了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但是对此方法的滥用也招致了批评之声。对考古学学科特点和考古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可以证明"二重证据法"应用于中国考古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而有关西方考古学不使用历史文献以保持"纯洁性"的观点是一种误解。本文分析了考古学研究在使用"二重证据法"过程中存在的"滥用"和"不用"现象,指出该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范畴和操作程序,认为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和严谨的态度采用包括"二重证据法"在内的一切有效的方法,推进中国考古学的新发展。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之再辨析

在殷墟发掘以前,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1925年述学社《国学月刊》;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给中国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说明,以解决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殷墟发掘以后,此法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扩大了范围,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古代文字在内）与古代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古代历史。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立宪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颇重视他“择法俄日以定国是”,论其立宪思想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却忽视了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本文拟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康有为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法国大革命的:一、游历香港时阅读了《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前者谈到法国大革命。也读过王韬的《法国志略》,该书造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但持否定态度。通过中国人的这些初级读物,康有为对法国革命有了一鳞片爪的了解。二、“复遍读各国译本西书,乃知西方治国有法度”。25岁时他在上海“大购西书”,“冬月抵乡,闭户潜修,尽释故见,专肆西学”。当时中国出版     

康有为在青岛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实在于他力倡变法,主张改革,并成为戊戌维新的闯将。 鸦片战争后,帝国产义入侵,康有为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皇帝。在德国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变法主要是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国外。 那个时候,康有为并没到过青岛…     

活着的古城

“几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是个饶富兴味的话题,专家在做出解答时,往往会引用大学者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发掘出的地下之新材料,与典籍中固有的纸上之旧文献对照印证,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复原出古人的生活图景。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二十一世纪古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183;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随之而来的新史学观,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在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力行,郭沫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旗帜高扬等等,而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则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开始发掘,应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任务十分明确,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二重证据法的几处误用

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将考古发现运用于《左传》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趋势所在。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左传》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大量采用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疏证《左传》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但其中间有不当或谬误之处。本文仍从新近考古发现入手,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5处误用二重证据法的地方进行补正。     

丘逢甲黄遵宪“争雄”与诗界革命

1996年公布了康有为在近一个世纪前的批注,涉及丘逢甲与黄遵宪“争雄”、丘逢甲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以及“诗界革命”等重大问题。丘、黄“争雄”确有其事,但由于当事人恰当的处理和梁启超的斡旋,终使二人成为朋友,并对“诗界革命”队伍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有为与《诸天讲》

康有为在中西科学的影响下，撰写了《诸天讲》一书。康有为以他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科学水平，吸收了中外天文学知识，对宇宙起源及结构，做了论述和介绍。他是具体介绍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最早的中国思想家之一。由于康有为相信宇宙无限论，因此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质疑。这部书起草于1885年，与《大同书》写作时间大体相同。《诸天讲》就是要人们摆脱“九界”束缚，成为天上人．进入大同世界。本书名为讲自然科学，实际上是为其社会理想服务的。     

居延汉简女子婚龄资料考议

汉宣帝时,王吉批评“世俗嫁娶太早”。中国古代婚姻史学者和妇女生活史学者对此多有关注。彭卫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以文献记载与汉简资料相结合,体现出应用二重证据法的先进思路。然而随着居延汉简研究的深入和新出资料的发表,有关认识可以充实和更新。简文“妻使女贵年十三0”提供的十三岁即为人妻的信息,证实了当时早婚民俗的历史真实性。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帝术纵横:析论康有为“彼得大帝心法”之义

帝术纵横：析论康有为“彼得大帝心法”之义鲍绍霖一导论：由康熙到彼得——中西帝皇典范的历史循环一般而言，学者们在研究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时，所留意的多是集中于学术理论方面。事实上，中国志士们也以西方先进国为“实在的”、可“直接”模仿的典范。因此...     

彼得改革的成功与康有为变法的失败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实行欧化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康有为(1858—1927)积极向光绪帝(1871—1908)建议,学习彼得的欧化改革,在中国实行西学变法。1898年6—9月,在康有为和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等人的推动下,光绪宣布变法,发动了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结果遭到了失败。 为什么康有为等人和彼得同样是效法西方,实行改革,彼得取得了成功,而康有为等却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没有不可变的“祖宗之法”——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感言

中国古代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农业社会,所以除“敬天”之外,又提倡“法祖”。凡祖宗,都是神;祖宗之法,都是“良法”、“美法”,无论如何动不得,变不得。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提出“大集群臣而谋变政”等主张。皇帝本来想当面和康有为谈谈,但格于“四品以下不得召见”的“祖宗之法”,     

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

正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颇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过各自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思想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都是中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