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由于羁縻统治的结果,造成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从而使得"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主题,而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并成为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     

万历之界：郁林布与郁林葛考辨

南朝时期,文献中首次出现“郁林布”之称,到隋唐时期有关记录断档,宋《太平寰宇记》复记,明万历朝“郁林布”实物已逝.而“郁林葛”明万历时才开始在文献中出现.由于历史上郁林疆域和建制变化频繁,造成部分历史史实发生错位,后世误把“郁林布”与“郁林葛”归为同一种纺织品,且认为其出产于同一地区即今之玉林市境,实属谬误.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明代隆庆初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 ,陆续调集一些浙江士兵 ,北上戍卫蓟镇长城 ,时称南兵。南兵北戍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理现象。本文主要从历史地理学角度 ,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地理因素。指出浙江地区自上古以来的武勇风尚 ,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因缘 ;浙江士兵远远高出于原有北边戍卒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 ,是征调他们北上的主要原因 ,而在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中 ,善于使用鸟铳等火器 ,起着尤为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 ,地狭人众的生存压力 ,则是浙江人乐于应募从军的内在动因。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迁徙之研究

今天西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分布与民国时期各民族的人口迁徙流动有密切关系。灾荒、战乱匪祸及人为的经济、政治压迫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该地区人口的非正常迁徙频繁发生，而且迁徙情势复杂多变，并最终对近代西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周公戈"辨伪之翻案

"周公戈"先后被郭沫若、江村治村、林清源等学者认为伪刻。本文从戈的形制、铭文结合文献记载及对其他地方的同类出土物等分析,认为该戈及铭皆不伪,戈的时代属战国中期。从戈铭可以见证战国时代西周君主的称呼方式,并反映了西周地区的铭刻特点。     

"唐地"考辨

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以及文献记载表明 ,陶唐氏所居之“唐”地不在晋南地区 ,而是位于豫北地区。晋南的唐国始于晚商时期 ,此前本地无“唐”的地名。豫北地区作为后岗二期文化的中心区 ,正是最初的“唐”地所在 ,后岗二期文化为陶唐氏创造的文化。晚商时期晋南之唐也是由豫北迁去。因此 ,“唐”地所在应有一个历史变化过程 ,历来关于“唐”地所在的认识存在误区。     

"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之刍议

198 1年 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在简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时指出是“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1 ]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著、教材等也都引用了这一说法。① 《历史决议》同时指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 ,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 ] 学术界普遍赞同这一判断。196 6年 5月和 8月 ,党的领导人通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美塞尼亚"问题研究

美塞尼亚地区对斯巴达的历史发展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历史上并没有关塞尼亚国家.在古风时期,斯巴达吞并提盖泰鸟斯山以西地区之后,美塞尼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斗争全面展开,关塞尼亚问题成为雅典的削弱、肢解斯巴达的外交工具.公元前4世纪前期,底比斯打败斯巴达,它延续了雅典的政策,最终肢解了斯巴达,建立了美塞尼亚国家.西方学者提出的先有关塞尼亚民族和美塞尼亚国家,后被斯巴达征服,最后在底比斯的帮助下复国的理论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