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作为20世纪中期全球史观的首倡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研究涉及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了探索。他在实践过程中采取了破立结合的做法,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倡导树立全球史观,从宏观的角度对当代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做出新解读。本文梳理了巴勒克拉夫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并对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局限进行了客观评价,进而指出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意义。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兴起、中国城市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以及多种学科发展的促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城市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应在五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综合的、系统的宏观研究;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在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     

师范院校开设全球史课程的思考——以韩山师范学院全球史校选课为例

师范院校开设全球史课程的首次尝试,对于地方院校如何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与国际接轨,提高世界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及跨学科研究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全球史"概念的历史演进

"全球史"概念是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产物.古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和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史"、以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形态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推动了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问题成为新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全球史仍然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全球史观只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而已.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探析资源型城市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资源型城市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因资源的规模性开发和利用而兴起和发展,其演进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必要条件即生产技术紧密相连。对资源型城市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为当今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或必要的理论支撑。研究资源型城市史应注意:重视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探索建构资源型城市的立体理论体系;要具有全球史观和全球城市史的视野,将资源型城市放在全球背景下观察,挖掘新意;注重从环境史视野考察资源型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形成、发展和转型的共性与个性进行比较研究。     

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

本文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即跨文化互动研究的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同时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各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判断。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总结了各种历史现象,但却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方法论上并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全球城市的研究脉络、理论论争与前沿领域

全球城市是控制和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型城市。系统梳理中外全球城市研究热点、理论争论及研究领域演化,比较东西方全球城市研究视角提出新国际形势下全球城市研究前沿及其可能范式。研究发现：①全球城市被分为超全球城市、新兴全球城市及全球城市国家三类,重点探讨了全球城市的起源与概念、成长机理与类型划分、规模—网络—等级和专业化分工等;②中国学界从引介世界城市概念及其识别指标、形成机制等领域逐渐转向全球城市的功能与作用、比较与评价、培育策略等。③新全球化形势下全球城市研究应关注尺度（政治）与全球城市构建、动力、制度与培育实践导向三层次展望提出世界形势变革背景下全球城市研究重点。     

从怀特透视全球史

全球史是一个新史学领域.目前我国虽已有一些介绍全球史的文章发表,但对全球史理论和方法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本文结合美国当代全球史学者怀特的治学道路,通过个案研究,透视美国全球史的产生背景以及当前教学与研究状况.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西方城市史的理论研究

这是本作2002年10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讲座的要,他介绍了西方城市史研究中的主要理论。第一部分从功能上对城市进行了区分;第二部分介绍了西方城市史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和学派。尽管这些理论都有时间和地域的局限,但是,在我们对城市进行研究时,这种功能的划分和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     

解读美国历史的城市视角

美国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其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区,更在世界范围内居领先地位。因此,从城市角度透视美国历史,可以更好地认识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问题,有助于提供线索,开阔思路,丰富和深化乃至细化对美国历史的了解与研究。     

美国城市史学中的人文生态学理论

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是以埃里克．E．兰帕德的《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的发表作为新城市史学与旧的方志式的城市史相区别的标志。他在章中明确提出了城市化研究应该作为城市史学家主要致力．的任务,应该把城市社会诸多关联的方面作为一个生态复合体来研究。以后,关于城市化的理论在这一学科范围内不断深化和发展,直至今天,人们约定俗成,承认60年代是城市史学诞生的年代。     

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麦乐西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年)、“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年)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年)的主席。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基础、概念界定、功能发挥以及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绍了他的城市环境史成就。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他就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的关系、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的作用、环境正义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另外,本文在注释中附有朱尔·A·塔尔教授对相关问题的简要回答。     

History,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Singapore: Testimonies from the Urban Margins

In 2006–2007, I interviewed elderly Singaporeans on theirexperiences of resettlement from an urban kampong (village)to emergency public housing after a great fire in 1961. I learnedmuch about the lives of semiautonomous dwellers in an unauthorizedsettlement and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followingtheir rehousing. My informants also highlighted what the experiencesmeant to them and their identity in a modern city-state. Thispaper treats the testimonies as both source and social memoryand seeks to avoid the essentialism into which many social historians,oral history practitioners, and memory scholars have fallenin their approach toward the craft. As a source of social history,when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historical sources, thereminiscences are patently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of public housing in transforming a marginal population intoan integrated citizenry. This enables the writing of a new socialhistory of postwar Singapore that departs from the discursiveofficial accounts of urban kampong life and of the 1961 inferno.At the same time, the oral history also underlines powerful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 memory, beingmarked by nostalgia for the kampong and ambivalence toward theimagined character of younger Singaporeans. Statements on therumors of government-inspired arson in the 1961 calamity, however,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countermyt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revealing a more critical side to the social memory.     

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

城市环境史在其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首先,一场关于城市是不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不仅肯定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更推进了环境史的理论思考。其次,在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上,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用“政治文化路径”分析补充“技术路径”分析的主张,并最终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面貌。再次,因为空间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城市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内在论”和“外在论”两种方向。但不同学者在坚持各自方向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综合,力图写出更全面的城市环境史。回顾城市环境史以往发展历程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