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学者的欧洲文明观--《欧洲文明扩张史》简介

从明的角度看待欧洲,自近代以来即已有之,但时代不同,常看常新。《欧洲明扩张史》(陈乐民、周弘,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以下简称《扩张史》)以5世纪至19世纪欧洲明的起源、发展、扩张为纵向,以欧洲明的内涵为横向的历史坐标,用中国学的眼光描绘出欧洲明的扩张性的过程。总览全书,不难看出一个中国学独具匠心的欧洲明观：     

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

欧洲文明采纳和改造不同的文明元素,经历数百年痛苦的文化互动与磨合,终于成形于中世纪中期。其文明确立的标志是有着广泛社会共识、被明确定义并根植于自然权利的"元规则":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它们是深层次、始基性规则系统,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它们是不可让渡的应然权利,却影响着实定法权利,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社会走向。这些元规则自成体系,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而使西方成为西方。     

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历史研究》的中国文明观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明是汤因比研究比较的非西方明中的重要明形态,他在《历史研究》中多次涉及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汤氏重视研究非西方明重要价值,也有其历史局限。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全球史的视角对中国和欧洲两千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对比探讨。本文注意到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历史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循环的特征。地理大发现后,陆上和海上远程贸易帮助欧洲打破了经济发展的马尔萨斯式生态资源瓶颈。中国历史发展显现出以朝代为单位的短时段的周期性循环和跨越数个朝代的长时段的周期性历史变迁。明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心态的“内卷化”,清中叶后的人口剧增,形成中国人文和经济地理环境的总体恶化态势,再加上中国未能及时大规模参与当时正形成的全球性生产与贸易体系的经济活动,终酿成19世纪末叶的贫弱落后状况。全球史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

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学家明确地以欧洲"文明"来衡量世界各国的国际行为及法律权利,从而在国际法中形成了一套规范国际关系的"文明"标准。按这一标准,世界上的国家被划分为"文明"、"野蛮"和"蒙昧"等不同类别,不同类别的国家获得不同的国际承认,具有不同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在国际法上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野蛮"和"半野蛮"("半文明")国家被排除在国际法适用范围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从而建构出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等级性世界秩序。这一秩序是西方列强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为其瓜分世界和殖民统治寻找法理依据而建构起来的,通过西方列强与非西方国家的互动而形成。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是欧洲国际法传统中"自我"与"他者"二元思维的产物。     

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明,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然而,当西方世界发生工业革命并因此而取得飞速发展之后,在人们看待中国的眼神中,既有对她过去的钦羡,也有对她现在的不屑。于是,大家在追问：为什么中国会变得如此落后?——对此,我们曾提出过许多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近(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所进行的探讨。然而,这些研究角度或概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差,导致了对这一问题认识的误区。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与中国"早期文明"

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夏、商、西周文明是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文明,从国家形态的角度看,与西方文明具有明显的不同。     

法国宗教战争与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产生

在欧洲宗教改革的研究中,有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力肯定宗教改革运动,称之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推崇加尔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忽视或贬低法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还往往强调其贵族性或反动性。加尔是法国人,他一生中最关心的是法国的宗教改革,他的学说也产自法国的特定环境,这些明显的事实被惊人地忽视     

基佐文明进步史观述论

文明进步史观是基佐史学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从文明一词的多层面分析入手,强调了文明进步的持续性,并进而提出多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多种要素的协调发展共同推动了欧洲文明的逐渐进步。这种从长时段出发,关注文明进程中的各种事件的因果性、规律性等特点,体现出基佐文明史观与伏尔泰文明史观的相异性及对伏尔泰文明史观的发展性。     

浅析13世纪西欧提出的“主权论”

"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是西欧中世纪王权的理论依据。13世纪的西欧经历了广泛的拓荒运动,促进了贸易的复苏和发展,从而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演变,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王权的性质和权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了改变以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要求。经院哲学在阐述理性的同时对传统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法学家们在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对罗马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法理元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权论",由此取代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世俗的政治理论"主权论"为刚刚起步的议会制度提供了政治理论,为其继续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