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岭南古史考辩

近日拜读了《羊城今古》有关岭南古史的研究文章,现谨对“争鸣”的问题,作“一家”之考辩。     

《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

《史地学报》是《学衡》的兄弟刊物．在“古史辨”运动中所持的是“信古”的文化守旧立场。柳诒徵和竺可桢分别是历史学、地学的导师．他们打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史地学的基础．并在师生中形成强烈的群体意识。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融入了大学的人文传统之中。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     

梅光迪与《学衡》杂志

长期以来,《学衡》杂志被认为是“国粹派杂志”、“复古派杂志”,在南京文化史上,在南京大学校史上,成为很不光彩的一页。对《学衡》杂志及其主要创办人、主要作者的研究,在大陆是极少的,海外也不多。海外学者对“学衡派”的研究著作中份量最重的当是1974年台北中外文学月刊社与台湾大学外文系联合出版的,侯健撰写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及1984年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沈松侨撰写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沈著书稿原系沈松侨在台大的硕士论文,因受到师长的赞尝,被列为台大文史丛刊第68种,公开出版。     

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

<正>从顾颉刚先生当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算起，他的疑古学说至今已经流播百年了。七大册《古史辨》和八集六十二巨册的《顾颉刚全集》含括了顾颉刚在古代历史、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但是最引人关注、引发争议最激烈、产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疑古学说。百年来因顾颉刚疑古学说所生发的各种评价、阐释、研究如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现象级存在。本文仅就笔者一直以来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审思略作陈述，就教于方家。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当年．顾颉刚以一位北大年轻助教的身份．用一封发表于《读书杂志》、寥寥数语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无意间发动了一场震撼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古史辨运动．中国学术的各路高手几乎全被卷进了这一运动之中。这一运动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就像一次剧烈的地壳运动,彻底地改变和重构了中国学术的版图．     

寻找陈铨

“学衡派”的新文学作家陈铨是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作为作家, 他有诗集、小说、剧本;作为学者,他有中德文学比较的论著、有专门的戏剧理论著作和研究德国现代哲学家的传记、专著。把陈铨视为“学衡派”成员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作为《学衡》的作者,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属于吴宓所说的“凡为《学衡》杂志做     

西周■京地望的再探讨

西周金文中的京到底位于何处?金文家争论了几十年,仍然莫衷一是。这个难题几乎成了古史界干古之谜。谜底如何揭开?本文试图从另外几个角度去探索。谨以芹献,就正于方家。 一、从《诗》镐与方的地理说起 西周时玁狁犯周所及之地域,文献中主要的有“镐”与“方”两地。其确实地望,     

《说文》“诸，辩也”试解

《说文》“诸，辩也”试解董莲池《说文》是一部以讲说字的本形本义而称名于世的书。从古一直沿用到今天的“诸”字也见存于此书。关于“诸”字的本义，许慎训解为“诸，辩也”，以“辩”字为释。但是检《说文》，许慎训辩为“治也”，如果我们拿这个意义去解释“诸”字，...     

吴宓与《学衡》

《学衡》是20年代化保守派的一份学刊。吴宓倾心编辑《学衡》11年,发表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和评论。重新审视吴宓与《学衡》所走过的那段路,也许对于人生、学术和化都会有一些感悟。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评德圣克罗阿的古史研究

评德圣克罗阿的古史研究晏绍祥Ｇ·Ｅ·Ｍ·德圣克罗阿是当代英美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他发表过大量学术论著,尤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驰名于西方古史学界。对中国古史学者来说,德圣克罗阿的名字也并不陌生。①作为知名的古史...     

机遇与挑战: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和几乎同时即已开展的古史重建工作,无疑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距今恰已有百年的历史。一方面,疑古思潮对破除传统的古史观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为以科学方法重新探索古代文明扫清了思想障碍;另一方面,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和以田野为主的考古学相互结合,不断取得新知,对早期的疑古工作多有匡正。正是在这百年来艰苦曲折的摸索过程中,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建设性的学科概念,影响卓著的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李济的"古史重建"、张     

《古史辩》学派主帅顾颉刚的为人

30年代,在北大群星灿烂的教授中,有一位被人称为《古史辩》学派主帅的顾颉刚先生,他中等身材,戴眼镜,穿宽大袍子,恰是一个传统中国学者的形象。“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己讲：“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祖父是一位秀才,喜好书法,精通《说文》,著有《说文通俗》十四卷等。一生以幕僚为业,曾游幕湖北、江西、贵州、山东等地,年逾六十才返回家乡。是个学有根底而又眼界开阔的人。祖母则是一位徽商的后代,据称是“极能干而有决断”的。由于双亲早逝,…     

学术的永恒

学术的永恒吴怀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往事与沉事》是当代学术人物传记丛书,编者有识力,编这套丛书的华东师大出版社也有气魄。首次发行的传记多是现代史学家的。８０年代初期,为了写“古史辨”与《禹贡》杂志方面的文章,我重点读了《古史辨》有关的文章...     

尧舜与炎黄——《史记·五帝本记》与民族认同

<正>尧舜与炎黄,既是传说也是神话(1)。他们处于半神半人状态,反映了史前社会某些特点,影响了历史进程。司马迁将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整合为《五帝本纪》,谱写了《史记》第一章。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学派对禹、尧、舜、炎、黄进行了反复研究,发现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