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     

《白鹿原》——传统文化依恋与鞭挞融为一体的民族秘史

辛亥革命后,接踵而来的是社会的一片混乱,民族濒危,面对此种困境,陈独秀《新青年》一班人看到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于缺少思想革命的环节和深度,中国的文化根基未动,而文化乃是政治的根本,于是掀起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陈忠实的《白鹿原》却把“孝”予以神圣意义,塑造了白嘉轩这个孝子形象,开拓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描写家庭伦理的先河。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夏曾佑对通史撰著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始于鸦片战争时期;而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近代史学著作的正式产生,实则是在本世纪初年。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1906年)的相继完成,是近代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它们一是以史学评论的形式,一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标志着自觉以新的历史哲学为理论指导、在内容上和著述形式上又都明确地提出新要求的近代史学著作正式产生了。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斗争激烈、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封建帝制行将灭亡的不平常的年代。与这一时代潮流相呼应,在史学范围内,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爱国救亡思潮的不断酝酿孕发,至此掀起了一股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梁启超和夏曾佑的著作,就是当时蓬勃高涨的进步思想在史学领域结出的重要成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章学诚的史意与史料观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喜史学,而后以治史为己任。曾修方志多种,《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日：“其所《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近几十年来,对章学诚及其作、思想等研究可谓达到题无剩义的地步。今不揣浅陋,就章学诚的治史与史料思想作一浅论,敬请方家指正。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梁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关注新青年,支持青年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所谓存异,即在于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新文化的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有力地引入了中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的存异有所见也有所蔽,须作整体把握,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否定。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归趋两个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体现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进一步深化的“整理国故运动”。梁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     

五四与今天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人民光辉夺目的壮举。在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主义的旧传统、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了猛烈地批判和冲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社会主义新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小说“办实事”

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的丰富而丰富。 但有时候也出现一些奇特现象。 “今年为群众办了几件实事。”这是成绩。“明年继续努力办成几件实事。”这是决心…… 在我的印象中,旧中国没有“实事”这个词（只说语言）,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实事”的对立面是“虚事”、“假事”、只说不做或虚言惑众的大话。 从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或者纯洁祖国语言角度来说,我建议最好不用这个词。 亩产水稻几万斤,全省多少万人参加公共食堂,几年内建设十来个大庆,几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有一般鉴别能力…     

“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     

藏獒故事

正在青海东奔西颠,突然接到《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约稿,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2005年我写了《藏獒》,2006年写了《藏獒二》,2007年又写了《藏獒三》。关于“藏獒三部曲”的构想已经完成,掐指算算,也有100万字了。精彩的体验深刻的都写过了,在这100万字之外,我还能讲出什么关于藏獒的新故事来？但我这个人是海拔越高脑子越清醒,坐在去海北草原的车上,想着我过去的生活,渐渐便凸现了几件不曾在“藏獒三部曲”中写过的有关藏獒的事,那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往事了。     

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以《欧洲战役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人生转变,而且可以见证其史学及文化思想从崇尚“进化论”、追求“现代性”到对其予以深度反思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转折意义。     

郑樵史学思想探析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郑樵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对郑樵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史界之有樵,若光芒之一彗星焉。”作为一位史学大家,郑樵的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本拟就郑樵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几点略作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