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并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陈独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五四时期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同时期的李大钊一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动,政治上成为"半殖民地",进而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陈独秀还以"革命史"观看待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百年历程看,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开创者.     

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2002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状况,就各学科研究所表现的共同特点而言,主要是：理论探讨争鸣热烈,方法创新坚持不懈,领域开拓有所成就,热点讨论多有收获,旧题新论层见叠出。这些特点的集中表现则是：在理论探讨上,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问题;在方法创新上,政治史方面出现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政治问题的力作,抗战史方面进一步研究了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     

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

1990年代以来,在大陆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开始遭到舶自美国汉学界之“中国中心观”潮流日益强劲的挑战和冲击。这一挑战,固然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反动,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但其最终结果既非唯物史观的复原,亦非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确立,而是逐渐走上了另一种新教条主义的道路。这种局面,并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中心观”教条式运用的产物,同时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推演扩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力图从这一理论自身潜在的逻辑矛盾着手,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以期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讨论。     

清末政治史研究的宏观检讨

清末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作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认识的视角发生转变,使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进入理性实证研究,并逐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从研究史的角度,对于清末十余年历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并具体分析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将有助于清末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

<正>曾业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95.6万字,158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60年的探索和创新,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是发展迅速、成就显著的一个历史分支学科。本书以概述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对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程和进展做了系统梳理,重点介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对以往研究中的成败得失作了客观评介。该书力求全面准确,在客观介绍各研究领域代表性观点的同时,对有分歧的问题,尽量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且酌情介绍不同观点     

2006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本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为:在理论探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问题、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继续受到重视,市民社会、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展开了新的讨论。在方法和视角上,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从社会史角度考察政治问题继续盛行;在领域拓展上,乡     

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队伍素质的提升、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学术刊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获得了繁荣与发展,这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步发生的.而改革开放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为中外历史学者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与机会.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是科学研究创新的原动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定会使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     

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

本期各个栏目的文章,除《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一文外,均选自本刊编辑部去年10月组织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学术会议论文。召开这次学术会议的目的,在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和经验教训,评估现状,探讨今后的可能发展方向,因此,观点的开放多元、讨论的异见纷呈成为会议的特色。这一点,读者或许可以从本期发表的各篇文章中感受到。我们相信,严肃认真、宽容平和、建设性的学术讨论是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学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我们希望,这样生动活泼的讨论,不仅出现于学术会议的场合,而且更多地贯穿于日常的学术活动中。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

1949年以来的台湾近代史研究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 949— 1 963年为第一阶段 ,1 978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在 1 964—1 977年的 1 3年间 ,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论著几乎见不到 ,故略而不述 )。由此可以看出 ,关于台湾历史的研究 ,与海峡两岸关系的演变密不可分。 2 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初 ,解放台湾的现实任务非常紧迫 ,学者们纷纷撰写文章 ,为解放台湾提供历史背景的支持。之后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有所降低 ,加上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人为干扰 ,台湾近代史研究园地呈现一片荒芜景象。改革开放以来 ,台湾问题在中…     

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五十年(1949-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五十年。这五十年是中国民族理论在曲折中发展的五十年。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承继和发展,指导着我国民族工作实践和民族理论研究,推动了我国民族理论的全面研究和发展突破,促进了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一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的承继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五十年来,中国民族理论最大的发展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毛泽东民族理论阶段、邓小平民族理论阶段,现已进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工作思想的阶段;中国民族理论最大的突破…     

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

引证越来越成为衡量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的相关数据,从引证的角度,展示和分析1998-2007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学者、学术论著、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以及研究重心和议题的集中和转移.从引证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近十年来在发表总量和作者队伍扩大、学术规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重要学者的地域分布趋于分散,研究重心向20世纪史延伸.而以资料性、权威性引证为主的知识传承方式以及学者代际转换趋缓的现象,又暗示了学术创新动力的不足.     

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演变(1949-1986年)

1949-1986年,新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目标经历了由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演变.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目的 是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从70年代开始,在国家安全环境显著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尖端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目标开始有所调整.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将发展新技术以推动经济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世界各国相继制定高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诞生.从尖端技术到新技术再到高技术,党和政府选择的重点研发领域不断调整,在追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同时适应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需求.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关系探讨

作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本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但由于现代化启动并发生于特殊的历史时代 ,194 9年以来 ,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经历长期的曲折反复 ,两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直至改革开放以后 ,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才最终走上相互协调的良性发展轨道。     

近百年来不同范式下梁启超与北洋外交思想研究综述

近百年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北洋外交思想研究的学术变迁与东态,其不仅诠释了近现代的历史的变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更折射出了个体历史人物在时代变迁与转型过程中受到深刻剧烈的时代性刻痕与烙印。     

2009-201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继续呈现繁荣景象.各子学科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和突破.晚清史研究无论是在领域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也因若干新史料的出现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热潮;革命史与民国史的学科壁垒正被打破,出现了贯通研究的趋向;社会史继续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无遗漏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中外关系史中的不平等条约研究与战时外交研究,成果丰富且有所创新.此外,经济史、思想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均有若干学术亮点,新兴的台湾史研究也展现出稳步发展的势头.     

《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949—2019)》评介

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为代表的重要成果出版,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历史相关的各个学科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历史地理学在取得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导致学科影响力不断下降。各个学科的综合发展及交叉学科的涌现,也使得历史地理学科逐渐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