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北白鹅墓地“太保”——兼谈宪鼎铭文

西周时期,“太保”是召公的生称,也用作召公家族的族名。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太保”是族名。与之类似,梁山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中的“太保”也应该是族名,不可与正文连读。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钟》新解

《钟》为楚器,1957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仅有铭文十二字：“屈,晋人救戎於楚境。”用作唯,为语首助词,无义。祖品用作荆历,即楚历（见朱德熙《屈解》屈,即《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屈夕,为楚历二月的月名,相当于秦国的十一月。以上均为学术界共识,不必赘述。关键是铭文中的“救”,一般皆释为营救之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更明确指出是“楚国欲灭戎蛮,晋人前去营救之史事。”（426页注二）如果真是这样,楚国没有得到好处,何以要铸这一套器？显然与常理不合。据《左传·哀公四年》：“单浮徐围蛮氏,蛮氏溃。蛮子…     

故宫博物院藏(弋卩)其三卣笔谈

学者间对(弋卩)其卣三器之真伪问题每多聚讼。李棪斋先生《晚殷(弋卩)其卣三器考释》一文论之最详。而于三器之定名,李学勤及孙稚雏两先生均注意及六祀(弋卩)其卣之作器者为作册“”,故以为宜改称“隻子卣”,所论至为恰当。然一般学者已习惯(弋卩)其三卣之称谓。今后对三器之称名,不妨自我调整。 二祀及四祀(弋卩)其卣两器,除盖、器有“亚獏,父丁”对铭外,二祀卣外底另有铭文37字。四祀卣外底则有铭42字。铭文出现在器外底虽非绝无仅有,然确属鲜见。且两器亦经修补,故引起不少有关三器真伪之讨论。     

谈洛阳伊川徐阳墓地出土的两件铭文铜器

洛阳伊川徐阳墓地出土两件铭文铜器,一件为西周时期的铜戈,另一件为春秋时期的铜勺。铜戈上铸有铭文“成周”二字,铜勺上铸有铭文“宔之”三字。成周戈是洛阳地区首件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带“成周”铭文的铜器,成周戈的发现进一步证明西周东都位于洛阳一带,也证明自西周中期始“成周”是西周东都的唯一称呼。“宔之”,“宔”读为主,“”为“斗”字的异体。“主之斗”铜勺是目前发现的第一件自名为斗的铜勺,铭文表明此勺是内迁至伊洛河流域的戎人首领所用之勺。     

北朝莲花纹装饰纹样的组合

莲花纹是我国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在青铜器和陶器的装饰上。如1923年在河南新郑县李家楼出土的青铜器“莲鹤方壶”,壶盖上装饰双层展瓣莲花,莲心中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鹤,莲瓣纹的造型与真实的莲瓣非常接近,这种以莲瓣作壶盖装饰的简练表现方式,是此时期比较典型的一种装饰方法。     

“禺邗王”铭辨

60多年前、河南辉县附近曾出土春秋末叶的一对青铜圆壶,壶盖外缘四周有铭文19字:禺邗王于黄池,为赵孟(广介)(介),邗王之惕(锡)金,台(以)为祠器.近代金文诸家对此壶铭文中的一些字考(?)不一,特别是对“禺邗王”之“禺”字释读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者认为“禺者吴也”(1).另者认为“禺当读为遇”.由于释读不同,故称此壶之名也不同.认为禺是吴的,     

对秦《石邑戈》铭文解释的商榷

《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三年三期登载的《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一文,报导了宽甸县出土的石邑戈,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秦丞相李斯造戈,今仅就作者对铭文解释,提出两点商榷: 一:文章说,铭文中“左工”应与工师相同。此说不甚确切。兵器铭文所见之职称,除有工师外,还有“左工师”及“右工师”之职。左工师职名见于江陵拍马山出土铜戈,铭云:“三十四年村丘命燮,左工师誓,冶梦。”(《考古》一九七三年三期)     

青衣羌人的“青衣瓦当”

青衣羌人的“青衣瓦当”杨文成宝兴文管所保存两件同模印制的铭文瓦当,其铭文是“青衣瓦当”四个字。瓦当圆形,属泥质灰陶,火候偏低,直径１３厘米。瓦当面有廓。内边和外边,中心有直径４厘米的乳突。铭文隶书反写（印模正书）,以左旋方向排列在等分区界,“衣”字略...     

试论中国瓷器上的莲纹

<正> 莲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又称芙蕖、芙蓉。《尔雅·释草》“荷,芙蕖……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疏“芙蕖其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菡萏,莲华也。”千百年来,莲以它美丽的花形,芬芳的气质,不染纤尘的高洁品德深受世人的喜爱。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描写莲的诗句。“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诗经·陈风·泽陂》);“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咏莲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     

北赵晋侯墓出土叔 方鼎铭文研究

本文分四段：(1)叔 方鼎铭文释文。(2)叔 是第二代晋侯之名,(M114)之墓主即叔 。(3)铭文所提示的历史事件。(4)附记：十四月。唐叔虞是武王之弟。     

阜阳出土一组宋代银铤

阜阳博物馆收藏一组宋代银铤,均扁平束腰,两端呈弧形,正面有戳印铭文,背部密布蜂窝状铸孔。这组银铤均为出土于阜阳境内的窖藏品,依其铭文不同可分七式,现介绍如下。Ⅰ式:长161、腰宽64、两端各宽85、厚17mm,重1950克。铭文“聂□□”,字迹漫漶不清。体表粗糙呈暗灰色(插四图1)。Ⅱ式:长123、腰宽43、两端各宽67、厚15mm,重980克。右侧上部铭文“朱雀门外马安铺”,右下部铭文“真花□银”,第三字左边金字旁,右边模糊难识,疑为“钱”字。该铤左边上部铭文“马安铺”,左下部铭文“出门税”。体表灰白色、正面光滑细腻,周缘有水波纹边栏(插四图…     

平坝永元“瓦”铭文释诂

贵州古代文物罕见铭文,1965年平坝出土东汉陶罐上的33字铭文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固为自然之事。笔者是从事语言工作的,由于对铭文中“瓦”字的特殊用法发生兴趣,拜读了李衍垣(《贵州日报》1980年11月22日、《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二期)、陈恒安(《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一期)、章光恺(同上,1981年四期)、禹明先(同上,1990年三期)四位先生五篇有关论述,获益匪浅,却又感到疑窦仍存,尤其是器名确认错误,使全文的识读、训释未能贯通始终而理通辞顺,并从而影响到对铭文所反映的贵州古代酒史等内容的认识。李衍垣先生曾把铭中“古沈”二字释为酒名,后来又从陈文释“酒罐”;陈文释“缸坛”章释“大坛”,禹释“瓮沈”,都     

■孳方鼎铭文考释

一九八一年山西省曲沃县曲村,在西周墓葬中发现不少青铜器,其中有一饕餮纹方鼎,四足双耳。鼎通高为25.5厘米,耳高4.5厘米,足高11厘米,腹高10厘米。口沿长19.5厘米,宽16厘米。鼎之内壁有铭文四行,共二十七字(铭文摹本见附图)。铭文清晰可释,释文为:“甲子,王易(寑)(孳)商(赏)用作父辛(阝尊)彝。在十月又二,(祖甲),曰,佳王廿。”     

释吴王夫差矛铭文中的器名之字

一九八三年湖北省江陵县出土的吴王夫差矛,矛身有错金铭文两行,共八字。现将其铭文按原行款释写如下: 吴王夫差自乍(作)甬(用)a 我们要讨论的是“甬”下器名之字。此字见下文字表,为便于印刷起见,以小写拉丁字母a代表. “甬”下的a宇,有人释为从“金”从“乍”,谓即“(予昔)”字,也有人释为从“金”从“亡”,谓即“?”字.按a字所从的右旁,无论是释为“乍”还是释为“亡”,都     

绵竹县出土南齐纪年砖

1985年6月,绵竹县教育局饮料厂在城西郊的诸葛双忠祠侧挖窖坑取土时,于地下2米深处发现有南齐纪年铭文的方砖一块。(图一) 纪年砖长31厘米,宽19厘米,厚5.5厘米,色青灰,基本完整。砖的上、下、左、右四面皆素,无纹饰,唯在前楞面和后楞面有图纹,前楞面的纹饰为环带莲花纹。纹样正中部有竖行铭文“永明五年”四字。(图二)其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单个字大约1.5厘米至2厘米不等。砖的后楞面烧造有二方连续的     

释“■”

《中国文物报》在1991年4月7日第三版刊载了《周代铭文铜鬲鼎》一文,其中提到该器物之“内壁有二竖行铭文‘春史正作宝彝’”六字,文章没有对铭文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该器物之第一字“     

“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

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     

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少量有铭铜器,但铭文一般都很简略,多为一个字或两三个字,内容为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即为谁作器。商代铭文中作器对象和祭祀对象通常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著作直接称之为“受祭者名”。但有的作器对象不一定是受祭祀者,所以综观整个铭文     

荔湾泮塘“题四句”研究

广州市荔湾泮塘地区，过去曾经是水网纵横的平原湿地，广种荔枝、马蹄(荸荠)、茭笋(茭白)、菱角、桃、梅、荔等。当地村民亦以此为生，春理夏收，供应城里人蔬果，以应时节，以谋生计。《舆地纪胜》记：“在郡治六里，名泮塘，有桃、梅、莲、菱之属。”《广东新语》记：“(泮塘)种莲者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