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有关办理收容港沪技术员工内迁事宜史料一组

抗战开始后,东南沿海许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以免沦落敌手,亦有部分机器设备与技术员工汇集于上海租界与香港地区。欧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与敌伪争夺滞留沪港的工商业技术专门人才,经济部、社会部等曾奉命会商制定办法,加以收容和救济,安排其参加后方生产事业。     

抗战迁厂运动功臣林继庸

出任“工厂迁监委”主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十四天,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宣布实施战时统制经济。为此,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提出建议,马上将上海主要民营工厂迁往大后方。报经行政院批准后,钱昌照即组织该委职员讨论工厂内迁问题,然后根据讨论情况,派林继庸去上海作调查并制定工厂内迁计划。     

工矿调整委员会关于迁移工厂合作办法致四川省政府公函稿

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内迁的工厂先迁至武汉,后再迁至四川。本史料即是工厂调整委员会关于迁移工厂合作办法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稿。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

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明显呈现出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双方博弈表现出不同的态势,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阶段民营工厂内迁的成效。     

造纸工厂内迁对内地造纸业发展的影响

始于抗战期间的工矿内迁运动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移动”。① 1 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全国的工业中心被迫从沿海各省迁往内地。工矿内迁运动从 1 937年 7月开始到 1 940年底基本结束 ,历时三年半时间 ,内迁工矿 448家 ,机器材料 70 ,991吨 ,技工 1 2 ,1 64人。② 工矿内迁的对象包括公营、地方政府经营和民营的所有工厂。内迁工厂经过长途跋涉 ,辗转运输 ,历尽艰辛 ,历时数年 ,最终在内地恢复生产。内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部分 ,但这些工厂的内迁与复工 ,为发展后方经济、实现民族长期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以福建为个案

在以往的抗战内迁研究中,人们多关注中国沿海地区政府机构、工厂、学校、银行等向西南地区的迁移及其影响.但内迁还有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即在本省范围内的迁移.抗战爆发后,随着省会迁往内地山区,东南沿海省份的工厂、学校、银行等纷纷迁移到本省内地山区,给当地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内地城市现代化以及本省区域内城市体系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支持.然而内地城市的这种发展随着抗战结束后的回迁而又趋于沉寂.本文以福建省为例,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有关事宜报告

抗战期间,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工矿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为抗战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本组史料即是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相关事宜的报告,对研究抗战时期的厂矿内迁有相当的价值。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达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迭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     

《四联总处会议录》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四联总处会议录》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四联总处全称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为集中经济力量 ,以应付经济危机 ,于 1 937年 8月在上海设立四行联合办事处 ,同年 1 1月迁武汉 ,1 938年秋迁重庆 ,1 939年 1 0月正式改组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抗战胜利后回迁南京 ,1 948年 1 0月撤消。四联总处以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理事会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 ,中国银行董事长、总经理 ,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及财政部、经济部代表组成…     

重庆市政府等筹划武汉迁渝女工处置办法史料一组

厂矿迁川期间,内迁的工厂先迁至武汉,后再迁至四川,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工由武汉迁渝。本组史料即是重庆市政府与工矿调整处等之间关于处置武汉迁渝女工办法的来往函件。     

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

如果以1940年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基本完成的标志,它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由于它对抗日战争的意义,它对战时大后方工业经济,乃至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它悲壮的传奇色彩,有关的研究一直为众多史学工作者所注目。在此,笔者拟在尽可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工厂内迁进行总体考察,以就教于史家。     

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报告

为配合战时经济建设,发展西北经济,经济部于1942年下令工矿调整处及迁川工厂联合会约集工业界专家及技术人员共21人组成西北工业考察团,在团长林继庸、副团长颜耀秋带领下,于9月21日自重庆出发,前往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考察,1943年2月12日返回重庆,总计行程1万4千余公里。本组选用史料为团长林继庸所撰考察报告,文中反映了当时西北各省的经济发展概况,对研究民国经济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史料选自馆藏档案国民政府经济部全宗。     

学校易名念先贤 身世浮沉志不移——怀念老校长王伯群先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学校内迁。大夏大学原设立在上海梵皇渡（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王伯群,系贵州兴义人（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学校内迁时,他即决定将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开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及师范专修科。     

沦陷前夕的武汉

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到11月11日岳阳沦陷．武汉会战整整经历5个月。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在武汉抗战的最后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国共两党的撤退,武汉居民的疏散,工厂、学校的内迁,与抗战时期其他城市的撤退相比,是更有计划性、组织性,     

抗战初期武汉工厂内迁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部分工厂内迁,成绩很大.本文仅就有关资料,对此作一概述.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

抗战初期,上海的民营工厂曾进行了一次十分仓促的内迁,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政策和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结果只迁出了很小一部分,其余的不是毁于战火就是陷于敌手,给中国的抗战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上海的民族企业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虽然各人对内迁工厂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大多数人     

论抗战时期医学高校的迁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企图摧毁中国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机关狂轰乱炸,使中国高等教育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保存中国教育实力,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内迁的决策。据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也对医学高校的内迁作了规划,并以这次内迁为契机,对西南、西北及华中地区的医学教育加以了重视。随着国府的迁都重庆,四川成为了抗战后方重地,为此,有不少高校迁往了四川,其中医学高校就有12所。这些医学高校在四川的建设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的医学教育事业,并为四川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的筹建

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留上海内撤的公私立大学学生而筹建的一所高校。由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兼任东南联大筹委会主任,先设校于浙江金华,第二次浙赣战争爆发后迁址福建建阳。浙赣战争爆发导致上海高校师生内迁交通阻断,1943年6月,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东南联大虽未筹建成功,但在我国抗战时期高教史上仍烙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