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远，那么件 一个华裔摄影师的身份寻找之旅

在长达30年的摄影道路上，出生在美国的华裔摄影师许永扬一直背负着一个问题——“我是谁”。对于他来说，找到一个能完全接纳自己的身份，是那么雅。许永扬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明尼苏达州，是家里6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国外出生的，他的父亲和当时大多数中国移民一样，忙于经营自己的中国餐馆，而母亲则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拒绝学习英语，告诫儿子要找中国人当媳妇，直到最后，也从未融入美国社会。     

评《中国人的美国观》

评《中国人的美国观》周祥森肖华锋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所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①,是我国迄今唯一的一部考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美国观演变历程的著作,也是一部填补中国美国学史研究领域一项空白的力作。中国人介绍和研究美国,并非自今日始。早...     

在美国书写清史

<正>1984年,柯文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出版,1这在清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该书标题正好反映了自该书出版之前十年左右以来美国的清史研究所发生的巨变,即从主要强调中国——西方的互动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变迁。这一标题甚至很好地反映了美国清史研究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一长时期内的转变。整个转变过程具有如下特征: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也许最好概括这一转变的是,逐渐倾向于使用更     

“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断裂与连续：金元以来的华北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20—23日在天津举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出席了会议,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词,就开展华北社会文化史研究发表了见解。     

一幅美国乡村的全景图——《美国乡村百科全书》简介

在中国学研究美国的众多述中,涉及美国乡村问题研究的非常有限。这也难怪,作为世界上城市化最为发达的一个国家,许多美国人自己也认为美国的乡村日趋衰落,失去了在美国社会生活中曾经拥有过的重要性。在20世纪初的头20年里,大多数     

跨国教育流动中的刻板印象与身份建构——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例

伴随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体验和经历备受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本土社会及国内社会的互动，及互动对其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阻碍了该群体的深度融入，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规训”，使该群体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此外，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增强了其国家认同，中国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处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然而，来自“群体内”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留学生群体社会认同建构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人-人”和“人-地”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变化。     

一个简单的美国人在复杂的中国——《寻路中国》作者何伟专访

《纽约客》记者何伟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和常态的中国社会,这可能是一个连中国人自己都没深入了解的世界何伟是一个另类,在美国驻中国记者的圈子里。在中国给美国人报道新闻是艰难的,美国人很不了解中国。在中部,许多美国人以为中国的领袖还是毛泽东,他们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他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是孔子     

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检视与省思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在妇女形象建构、活动空间以及妇女发展等专题方面有不少成果。口述史方法、民族志调研和社会性别范式构成美国该领域研究理论的基本特征,在特定社会语境和诸多文化学术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形塑了美国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中国学界可借鉴美国妇女史学界的方法理论,思考美国分析框架应用于中国本土研究的可能与不足,辨别美国在本土女性主义精神影响下关于中国当代妇女发展观点的洞见与偏颇,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多元分析框架。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评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评时殷弘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转变时期,也是美国对华干预达到空前规模的时期。在中国社会革命处于决定阶段和超级大国对抗迅速形成的双重背景下,当时的中美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司徒美堂：从洪门大佬到爱国侨领

1868年,司徒美堂（著名旅美华侨领袖,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出生在广东开平县一个贫苦家庭,6岁丧父,读了4年私塾之后,到新会县城的一个小作坊里当学徒。 1880年,司徒美堂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当时,美国社会掀起一阵强大的“排华”逆流,华人备受歧视,经常遭到美国流氓欺负。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洪门致公堂（其前身是洪门,又称红帮、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1925年发展成中国致公党。现在的中国致公党,是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属于中国的参政党）。     

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使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但早期美国汉学也存在着缺乏专职性和研究群体单一性的严重不足。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研究

美国重视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研究 ,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是随着战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增而兴起的 ,美国对新中国的关注 ,目的是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而公开为美国全球战略、国家利益服务 ,这是战后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讨的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     

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

杨生茂教授是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不论是作为学术的组织者,还是史学教育家,不论是作为微观的研究者,还是宏观的思考者,杨生茂教授的学术工作都促进了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设,增进了中国人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所研究的课题,他所尝试过的方法,他所追求的理想以及他所投身的事业,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后来人,并转化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时间地理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概述时间地理学在欧美及日本的应用研究状况,重点论述时间地理学在中国城市地域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展望时间地理学可能的应用研究领域。     

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

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机构 ,无论是专家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 ,美国都占据主导地位。但在 2 0世纪 60年代 ,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由于受到学科领域其他同事的影响 ,过多地关注了中国的特殊性 ,而忽视了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到 70年代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 ,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科院系对中国的研究。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可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 ,第二代是西方研究高层政治的高潮阶段 ,第三代开始关注改革阶段     

建国初期美国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内幕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学生有感于祖国的繁荣昌盛,掀起了一股回国升学的热潮。国民党集团为了“反共复国”,也极力劝诱侨生赴台升学,但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积极介入华侨学生的升学问题,并使之染上一层浓厚的冷战色彩。本文主要依据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美国政府的有关原始档案,分析美国政府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背景和动机及其制定的计划、采取的措施。作者认为,虽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阻挠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政策和措施对华侨学生的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遏制中国”的野心并未得逞。     

蒋介石力阻美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蒋介石退踞台湾期间,对于美国寻找各种机会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基本上采取抗拒的立场.具体表现在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针对美国叫嚣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通过对<开罗宣言>的反复重申,坚持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维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在50年代中后期两次台海危机中,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这两个与大陆保持联系的纽带,拒绝美国以海峡为界,实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陆形成一种默契,共同抵制美国的分裂活动;从60年代开始,借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企图在联合国内部造成"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针对这种情况,包括台湾蒋介石当局在内的海峡两岸中国人,取得一定共识,即在国际社会只能有一个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共同挫败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分裂中国的图谋.     

“Relying on America”: The CPI’s Propaganda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officials, newspapermen, and businessmen in China promo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anch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 in China. The purposes of the China station were to compete with other foreign states seeking influence in China, to promote American values and to eventually lead China down an “American” path. The CPI China station built an image of America as a friendly country which offer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held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new postwar order, an example which China could use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Chinese people were quick to respond to this propaganda as they wanted their concerns to be addressed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sought to reform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The idea of a Wilsonian international order gained support in China through effective propaganda. After the diplomatic defeat in Paris, however, some Chinese began to consider a path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merica. The CPI’s promotion of a particular development path for China and new world order had various effects on the country. The propaganda came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were searching for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gained support from many groups.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not passive listeners of the propaganda and did not blindly accept the information that was “fed” to them.     

美国1882年排华法的前奏:1875年《佩奇法》实施的背景及影响

论文探讨了1875年《佩奇法》出台背景及其影响。在种族偏见、文化差异以及政治机会主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国会议员绕开中美之间自由移民的法律,将限制华人女性入境的立法解释成为一场维护美国传统家庭和婚姻道德的保卫之战。以加州联邦众议员佩奇名字命名的《佩奇法》,在美国国会开创了针对特定群体立法进行移民限制的先例。从法律出台到1882年《排华法案》之间的七年间,移民美国的华人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以七年划分的时间段,《佩奇法》虽没有达到阻止苦力华工赴美目的,但在阻止华人女性移民美国方面相当成功,基本切断了华人女性赴美的渠道,也为七年后的美国全面排华铺平了道路。     

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美国汉学史的研究,多侧重于美国汉学概况、研究范式转变和著名中国学家及其著述的研究,而缺少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之影响这一角度研究的论著。论文就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这一论题作了总体性探析。结果表明,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学者赴美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他们在美所从事的文史研究是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美国汉学的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开拓美国汉学研究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