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与他的那个“她”

稍有英文基础的人都知道,He被译作汉语里的男性第三人称“他”,而She则用以指代女性第三人称“她”。然而,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字都没有对“第三人称”在性别层面上加以区分。     

"黔驴技穷"与"夜郎自大"

题目上的这两个成语,都没给贵州人增光,倒让贵州人很气短的。然而不知自何时起,除了“自大”一词仍不能让人安逸外,“夜郎”竞越来越成为抢手货了。先是本省的几个地方争得不可开交,“内战”未息,据说邻省某县就已挂出“夜郎县”的招牌来了。何以然?旅游之故也!人     

"台独"势力的"日本情结"问题

“台独”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这也是驱动“台独”势力长期不遗余力从事分裂祖国活动和造成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它所发动的“皇民化运动”的久远影响,是导致“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历史原因;2、“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急需取得外部势力特别是与台湾渊源甚深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这是“台独”势力“日本情结”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她和伊

在中国古代汉语里,第三人称代词多用“伊、渠、他”。现代普通话里只保留了“他”,至于“伊、渠”只在某些方言里使用。王力《汉语史稿》：“第三人称的性别区分,最初由少数人提倡,     

论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彼”

本对上古有代表性的十二部典籍中的“彼”进行了穷尽的调查研究,认为“彼”的称代用法和指别用法是其与生俱来的固有功能,认为上古汉语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是俱全的,其第三人称代词是自成一个完整系统的,办法是多个成份合作,各司其职,综合体现。即：“彼”(主要作主语,少量作宾语、定语)与“夫”(主语)、“其”(领属性定语)、“之”(宾语)等构成了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完整系统。     

"丘"非"乡"而为"里"辨

~~ 名称 ?笔者认为 ,此处“丘亭”与“乡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乡亭”之名屡见于《汉书》 ,“乡”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 ,则“丘亭”之“丘”是不是也可以作同类解释 ?故顾炎武《日知录》在此条下云 :“又必有人民 ,如今之镇集。”即顾氏以“镇集”释“丘”。再以息夫躬的情况而言 ,他为食邑千户之宜陵侯 ,虽被哀帝遣就国 ,怎能住到一个“空亭”、“野亭”之中 ?因此此“丘亭”之“丘”应为当时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之名称。另外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史记·高祖本纪》云 :“汉王……引水灌废丘 ,废丘降 ,章邯自杀。更名…     

"社教"运动再析

20世纪 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一定范围的实践 ,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波折。“前十条”、“后十条”及其修正案以及“二十三条”是指导运动开展的重要文件。由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指导下 ,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当做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全党搞经济建设的注意力 ,但总体上看 ,社教运动的错误还属于局部性质     

"敖汉"的释义应是"老大"吗?

“敖汉”的本义不是“老大”。“敖汉”最初以“鄂托克”名称出现于蒙古史籍里是在 1 5世纪中期 ,“敖汉”、“鄂托克”当时是察哈尔诸鄂托克之一。敖汉鄂托克人当初居住在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及巴林左旗北部 ,其地为大兴安岭西南段苏克苏鲁山 ,亦即乌桓山 ,敖汉鄂托克依乌桓山得名。对以上说法需要做一番考证。《赤峰地名志》将“敖汉”释作“老大” ,① 大多数敖汉人也以为“敖汉”应释作“老大”。他们的根据是《蒙古游牧记》的一则记录 :“贝玛土谢图 ,子二 ,长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② 以长子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 ,作为“老大”的根…     

志书可不可以使用“本”字

地方志书是客观记述地情的百科全书．其对记述方法有特殊要求,诸如称谓要用第三人称,不能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单位”等第一人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外,以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许多地方志书的“行文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如《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行文通则》中关于“称谓的书写”规定：“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省“我市’等第一人称。”     

试论先秦时期两种主要的契约形式:"傅别"与"质剂"

先秦时期,根据契约关系的性质,将借贷契约称为“傅别”,买卖契约称为“质剂”,两的格式稍有不同,但都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而达成的书。其用途可作为诉讼时的依据、建立信用的保证以及政府的税收来源。当时政府对契约管理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措施。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

汉代“将屯”问题,至今已有多篇论文作了考述,但意见仍不一致;而汉代“将田”问题,因仅在晚出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提供了较集中的资料,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不拟对“将屯”和“将田”问题作全面论述,仅就“将屯”和“将田”这两个既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作一些辨析。     

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思考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号召,“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人们反思共和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笔者认为,这是把阶级斗争     

南京"朱子巷"小考

凡是到南京的青海朋友总免不了问一问“朱子巷”今在什么地方。所我所知,青海许多汉族同胞的家谱都有祖籍南京的记载：某某祖上在朱元璋时期(洪武年间)由南京朱子巷迁徙到青海。“朱子巷”今在何方,青海汉族人和南京人有无地缘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历史之谜。以往许多学(如朱世奎、谢佐先生)和一些好事也多次作过寻根调研。然而,沧海桑田之变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其说法不一也在预料之中。     

"群团"还是"社团"

在首届新方志和续修方志中,有许多设了群众团体志(编、篇),还有的将党派群团或党政群团写在一起,称党派群团志(编、篇)或党政群团志(编、篇)。少数则设社会团体志(编、篇),或合设党派社团志(编、篇)。究竟应叫“群团”,还是称作“社团”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弄清群团和社团的概念。     

"神话考古"的若干反思

20世纪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大多都注意到一个问题：传世文献中涉及神话的材料不仅少之又少,而且零散不成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为他们指引了方向。王氏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王氏当时之所以倡导此法,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到时人“疑古之过”,其初衷在于补救疑古过甚之弊,欲以“地下”、     

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

唐宋间,随着“孟子升格运动”的进行,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提高。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疑孟”、“非孟”运动。同是“疑孟”,表现各有不向,或委婉,或激越,内容涉及孟子的著作、思想、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怀疑思潮的盛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反动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等原因共同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     

"吐延"、"奢延"为匈奴语南北考

“奢延水”与“吐延水”分别发源于今陕西省靖边县白于山北、南两坡,按郦道元及《汉书》解释,“奢延”即“县土”,亦即北方之意。延水本名为吐延水,与奢延水隔山遥望,“奢延”即北方,“吐延”则为南方。“奢延”与“吐延”均为匈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