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为健康

正(一)我是陈光明,江西鄱阳人,中共党员,现在是一晟(武汉)医学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年6月,我从湖南湘潭大学毕业,来到江西省第一劳改农场(珠湖农场)工作,成为一名农场工作人员,拿着239元/月的工资。但初入社会的我年轻气盛,总想着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闯一闯,于是半年多后,我离开珠湖农场来到了浙江。     

劳改行医的岁月

正我今年83岁,从1957年7月被错打成"右派"到1979年4月正式平反摘"右派"帽,20多年最宝贵的光阴都是在荒凉偏僻的劳改农场度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劳改农场行医的恩师及许多山村百姓的不解之情。蒙冤屈发配农场劳改1951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作,3个月后我考取原上海震旦大学。1953年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57     

回首“五七”干校的日子

正我1965年7月从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留校在院政治部组织处任青年干事。那时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一样开展"四大"。1969年下旬,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号召,我随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塞北张家口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总参三部当时确定了湖北省沙洋农场和钟祥县农场作为部队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教授原来是草包”——忆冒效鲁

我是1962年秋才有幸结识冒效鲁的。一年前,我在举世闻名的清河农场劳改,饿得奄奄一息,终于获准保外就医,到安徽大学家中,由妻子抚养,她已在三年前从北京下放到安大外语系当英语打字员。第二年3月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所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正>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     

回忆父亲陈明仁

一 在我6岁以前的记忆里,对父母是没多大印象的。直到1928年春天,二舅告诉我,要送我到父母身边去,我这才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见到了我的父母亲。 1929年至1936年,我随父母在杭州、南京、苏州等地居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八年北大荒

北大荒的寒冬 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过得刻骨铭心. 在杭州出发前,每个知青都发了草绿色的棉衣棉裤,还有棉大衣.当时说是免费赠送的,但到了农场几个月后,就开始月月从工资中扣款,由我们自己来偿还.钱未扣清,棉衣已穿在身上,肥肥大大、拖拖拉拉的,有点像当年八路军的红小鬼.每当出工时我总拉在后面,因为裤腰太肥,裤子总往下掉,时不时地要把它提一提.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天机：“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内部控制使用的!”     

我与景颇文有不解的情缘

正在纪念景颇文创制124周年之际,我很高兴地回顾从1953年开始学习景颇文至1992年退休,40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其中,有21年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右派,即便在逆境中我也没有完全忘记景颇文,不仅一直保留着中央民族学院的景颇文讲义,20世纪70年代我在文山州农场劳动时还订阅德宏州出版的景颇文     

吉拉的梦想

开园那天是2011年6月26日,吉拉他们一大车人唱着歌从拉萨赶到农场。她发表了一番感谢的开幕词,却让一贯外表强硬的自己哽咽哭泣。“我有这个梦想那么多年,突然,它就在这了”     

往事并不如烟,杭州的红色记忆

对于一个60年代末出生的人而言,我对杭州的红色记忆还是比较深刻的,再加上后来专事城建文学的创作,几乎走遍了杭州的每个景点,这其中很多就是红色景点。很多人不知道,翻开天堂杭州的历史册页,还有着一段光辉的红色岁月。早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杭州就是引领全省革命潮流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的9月,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在皮市巷3号成立。从抗日战争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胜利,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离不开美丽杭州的身影。     

五七干校二三事

由1970年3月底被斗批改大队调入先遣组开赴汉南农场参加建校起,到1976年末奉调回市内分配新的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先后呆了6年多,从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到校长,几乎项项事情都做过。     

南京农垦文化记忆

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高举"三面红旗",整个南京到处天红、地红、人也红。地处郊县的国营南京农场紧跟时代步伐,于1958年夏天,竭尽所有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光华门外天堂村,建起了两座30米小高炉,大炼钢铁。我从尧辰新合第十一果树生产队调出,被派往天堂村工地"南京农场钢铁厂",负责每天工地采访、广播和编写黑板报的宣传工作。     

编读往来

读者来信1984年,我去杭州访友,凑巧得到了一本《园林与名胜》试刊号(《风景名胜》杂志的前身),从此就与贵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最初的试刊号到1985年正式出版双月刊第一期,从一本省级刊物跃升为全国性的刊物,可以说,我是《风景名胜》杂志创刊25年的见证者。25年来,《风景名胜》杂志     

商海浮沉录

我自下海经商以来,既放过顺风船,也撑过逆水舟,有苦也有甜.1951年农历正月,我出生于黄陂县塔耳岗乡山彭家湾.1962年,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至武湖农场.我长大成人,即在武湖粮棉油加工厂就业.1980年在机修车间主理机具操作.武湖农场是黄陂的粮仓和棉花囤.粮食、棉花产量分别占全县总产量的一成半和七成.我们厂独家经营粮、棉、油的加工任务,可以说是“风雨无忧,旱涝保收”.到了1983年,农场实行体制改革,经营权下放,我们厂随之萧条下来.厂里“开笼放雀”,让职工自谋生路.我有一位姓柳的表兄,是十堰市二汽设备修造厂的技师.通过他的     

1958年我批评“大跃进”

1957年,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被统一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1958年初,即与学院一百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国营机械化农场劳动锻炼。当年普及全国的"三面红旗"运动,对我们也有波及。有两件事印象较深。     

妙造自然，回归自然——余任天先生实录

任天先生逝世前半小时,我闻讯从上海赶回杭州。那时他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虽声息渐微,但是思维仍清晰。家人都已到齐,我是唯一的“外人”。四十年的亦师亦友,我能赶回来送终,既是我的灵犀一点,想必亦是他本人所希望的。他本来病目,此刻眼神已散,但犹能听得见我的呼唤。     

老照片引出的记忆

每逢翻到这张照片,我心里就有说不清的痛楚。22年的伤心往事经常在脑子里重现。这张照片摄于1969年深秋。是我在河北省怀安县农场被劳动改造时,受命往县城造纸场送玉米秸时在照相馆照的。我怎么从北京到了怀安县?我是1954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在《文艺学习》编辑部任文化生活组组长。1957年反右运动时被错划为右派!这个右派是怎么给定案的?说起来心如刀扎!1957年夏天,我到河北省深县东杜家庄,接我养病的妻子回京。正遇上社员们闹分社,他们觉得高级社统一分配不合理,他们村吃亏,想从高级社里分出来单独核算。联村社领导不同意,批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