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与此类似的题目———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文明”、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1987年可举安志敏[2]、陈星灿[3]和邹衡[4]为例,1988年…     

苏公绝唱 草原生辉──从苏秉琦“三部曲”、“三模式”理论看内蒙古古代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

我国已故的考古学界泰斗,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苏秉琦先生,在其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对于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伟大贡献,给予了完整的论述和高度评价,提高了内蒙古的知名度。在分析了中国近万年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后,苏先生提出了“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即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的三部曲;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有三种模式,分别为：1．“原生型（指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2．次生型（指中原地区的以夏…     

关于苏秉琦先生的两件事

2019年10月1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以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诸多学者就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展开交流,其中笔者针对苏先生提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古学“中国学派”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已有一批较系统的、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原始材料的积累;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第三,已培养出专业人才队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多元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对文明要素的认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需要系统地研究遗迹遗物组合;文字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总之,中国文明起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应当下大力气探索,这也是“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4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办的“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多位学者和知名专家,围绕血缘关系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5月20日至23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张家港召开,与会的数十家学术机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近年来有关文明起源阶段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以考古发现进行的文明进程新研究"、"多学科结合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运用"、"考古学、科技研究与文献历史学间的关系探讨"以及"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探讨"等五个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交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来的科研成果,汇报了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及多学科交流所开创的文明起源研究新局面,有效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文明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从凌家滩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早在20世纪初，由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刺激，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便开始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之路。经过近一个世纪……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是既成事实。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国考古学也已有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我们不但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其它层次的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探讨尚显得有些教条和幼稚的话,那么近年来对中国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认识。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也有所建树。从考古实际和对考古材料时空条件的分析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假说出发,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立足点。中国考古学有了这样一个较为雄厚的基础,就具备了分析、鉴别的     

“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

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民族史、文化史的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①。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新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文明”古义求索

“文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即接受了西方所确定的基本内涵,而舍弃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明”一词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及价值判断,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得不面对“失语”的尴尬和由于传统断裂而产生的“无根”的惶惑.为此,我们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一词的使用状况入手,结合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参考当下学者的研究成果,发掘“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话语系统中的内涵和所指,以开启尘封已久的通向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门.     

再论苏秉琦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

苏秉琦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工作中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学说之一。此前有学者就三历程理论的逻辑结构与概念内涵等方面的疏漏之处进行了极具反思性的批驳。然而,从苏秉琦考古学实践本身来看,三历程理论最初实际是作为考古学中实践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被提出。从内涵来看,古文化古城古国并非严格意义上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是既有先后、又有包含,其本质是连接考古学遗存与人类社会的“桥梁”。三历程理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共同作为方法论,与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裂变、撞击、熔合三模式等一起,构成了苏秉琦全部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尽管这一理论当前已被解构为更多更细致的相关研究与理论方法,但其研究思路仍有可供当前学者借鉴的地方。     

古玉器中远古文明信息举隅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题,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夏商周三代史研究的一大总结。据闻,有关方面受到这一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鼓舞,将接着启动“中国文明探源工程”,这无疑又将掀起新一轮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中国文明起源应在从新石器时代至夏这一时段。过去     

宏大叙事主题下的展览意义建构——“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的内容策划

为展示活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研究成果，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彩陶、玉器、冶金三重视角策划了“早期中国”系列展览，依次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伟大进程。作为该系列展览第二部，“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展聚焦古国时代早期和晚期各区域文明间的互动及其兴衰，探讨这一时期玉礼器如何助推和强化神权、军权和王权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通过凝练展览主题、梳理展览叙事重点、“重新脉络化”展品，“玉韫·九州”展策展团队完成了展览故事文本的构建，实现了在明确的主题思想统领下，以清晰的故事线和逻辑结构铺陈展览叙事，以展品及展品丰富生动的物载信息为支撑的内容策划。     

民间“福神”阳城

<正>“福神”起源“福神”起源很早,是民间传说中的诸神之一。每逢新年佳节之际,人们总会贴上“天官赐福”的年画,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始于古代的“门神画”,中国民间艺术之一,是常见的民间工艺品之一,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读后

五年前,我因编写小册子《中国文明起源史话》,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做过粗粗的梳理。故此,对新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非常关注,捧读再三,自觉如甘醇入口,大有淋漓酣畅之快感。遂撰此小文,愿与同好共享其乐。《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由李学勤先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王震中、杨升南、宋镇豪、罗琨等5位学者执笔撰成。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途径的思考”、“五帝与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两篇,下编则有“夏朝与夏国家形态”、“商…     

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思考

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题目。过去我国学者往往以外国“文明时代”标尺看待我国文明的起源,如通常所讲“文明”的三要素或四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市和礼仪建筑等论证条件,所以把我国文明起源确定于商代。其实,此非“文明”的初级阶段,而已是社会进入“文明”的成熟时期了。 近年,有关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论著日增,原因有三:其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学者）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     

中国原史时代论纲

在考古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日渐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之一。但在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困惑,即如“文明”与“史前”的概念冲突等等。因此,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讨以文字或文字制度为标准的史前与历史时代这一划分方案的准确性,并由此引发了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以划分“原史时代”必要性的探索和思考。     

黄河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一)近年来在中国人文科学领域里,兴起了不断探索“文化”与“文明”的热潮,诸如“文化”与“文明”的内涵、文明起源的标志、文明的多元和一元、传统文化评价等等。它们既是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与现实社会密切攸关的问题。它的出台,是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为了深入的探索黄河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文化”与“文明”的有关基本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总是有他自己的文     

二元对立:30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史前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如果说20年代仰韶文化的发现确立了“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地位,那么,30—40年代一系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则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尽管由于发现上的缺环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使     

日本学者视角中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述评

建立在准确的发掘资料、可靠的分析技术方法基础之上的“宏大叙事”是考古学家的普遍追求。然而,在组织“宏大叙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不同,研究的最终结果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可以列举出的专著就包括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作用

进化论者摩尔根最早提出来“文明”一词,他认为文明社会与蒙昧、野蛮恰好是相反的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是文明进程的核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苏秉琦先生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西方的差异,从宏观提出了古文化——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