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史话

道路是城市有机体的血脉网络,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中国的道路命名中,通常是以人名、地名或历史事件为主,以地名命名方式为多数.以山川大河、省市县乡命名的道路比比皆是,遍布全国城镇乡野.然而有这样一条路,在全国很多大中城市都能找到,甚至在海外也有其名,尽管景致各异、长短不一,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京路".     

新、旧居延汉简校读二例

居延汉简是指在汉代居延地区出土的所有汉代简牍文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1930年出土的旧居延汉简,泛称"居延汉简",一部分是1973-1974年出土的金关、甲渠候官汉简.为了区别二者,前者又称"居延旧简"或"旧居延汉简",后者称"新居延汉简"或"居延新简".     

简牍所见“士吏”研究综述

"士吏"作为职官虽见于传世文献,但其记载过于简略,长期不被学者重视。二十世纪简牍大量出现,"士吏"逐渐为学者所关注。无论是以居延、敦煌汉简为代表的西北简,还是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这样反映行政机构情况的简牍,其中都有关于"士吏"的记载。这些出土简牍加深了我们对"士吏"的认识,为研究"士吏"提供了材料支持。     

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的整理与研究前景

正2010年6—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五一广场地铁站地下水管改迁施工,在编号为1号的窖内发掘出土近万枚简牍。这批简牍大多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规整。按其形制,可分为大木牍、木两行简、封检、签牌、竹简等;从简牍上的"永元"、"延平"、"永初"等纪年来看,其时代为东汉的和帝至安帝时期。该批简牍当为长沙郡临湘县的官方文书档案,主要是临湘县与门下诸曹及下属诸乡、亭之间的往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伐邢之"狄"考

《春秋》所载伐邢之"狄"应为商人.在邢国墓葬考古中,发现有"毁墓"现象,由年代和情势判断,只能是对邢有"亡国"之恨的商人所为.狄也叫戎.戎在金文中写作" ",最初是商王小乙之子"子 "的氏族徽志.这个氏族一部分居于王畿北境,今河北新乐一带,负守土之责.周公东征后逃匿太行山中.狄也作翟.翟,《说文》云"山雉尾长者",《赵世家》云"子姓".图腾和族姓皆与商人相同.     

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

在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牍中,与数学相关的内容所占比重最大。共有竹简4卷,即卷三、卷七、卷八以及卷四的一部分,总计400余枚,还有"九九术"木牍1方。另外,简牍中混杂的三组竹制算筹与数学也有密切关系,应该是主人生前用来计算的工具。4卷竹简均为三道编绳。卷三长22.9~23.1厘米,卷四长22.6~23.1厘米,大约相当于秦尺一尺;卷七长23.7~24厘米,不足秦尺的一尺半寸;卷八长27.2~27.9厘米,相当于秦尺一尺二     

紧扣文本 立足前沿——《秦简牍研究》丛书评介

正从我国简牍发现的历史来看,秦简牍的面世最晚。1975年底,第一批秦简牍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出土。所谓"地不爱宝",数十年来,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大批战国晚期秦国至秦代的简牍得以重见天日。迄今为止,所见秦简牍已有十三批,有字简牍超过两万三千枚,总字数达三十多万字。其内容主要有律令,司法与行政文书,日书、算术书、病方等术数、方技类书籍,以及地图、信函等,涵盖     

《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评介

正当下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往往聚焦在文字方面,而对书写的载体简牍本身则关注不多。实际上,首倡"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就非常重视对简牍实物及其制度的研究,所著《简牍检署考》即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与王氏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简牍实物要多得多,大宗的如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都提供了丰富的形制     

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

本文根据尹湾汉墓所出简牍探讨西汉官制问题。第一部分是对《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中文字考释的订补。第二部分是根据简牍有关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部分的内容 ,列表呈现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原任官职 ,及任现职的原因 ,并分项进行统计与分析。第三部分探讨《集簿》和《东海郡吏员簿》中有关行政区划名称、东海郡吏员统计数的差异以及部分官吏的秩级、职能、统属关系 ,并对郡太守属下少府机构的设置 ,作了重点探讨。     

西海印碧天

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它浩瀚缥缈,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予青海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宝镜. 青海湖,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和象征,也是青海省瑰丽的珍宝和骄傲. 青海湖,古代称为"西海",又称"鲜水"或"鲜海".藏语叫"错温波",意为"青色的湖":蒙古语为"库库诺尔",即"蓝色的海洋".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族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始,才更名为"青海".后来,青海省就是以它命名的.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