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孙中山《总统府报房去报》元年二月廿一日电

据《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五号(1912年2月29日星期四)载：孙中山曾在2月22日和2月23日二天内,接连两次致电陈炯明,指示由胡汉民或汪精卫担任广东都督。     

新书微讯

正《胡汉民回忆录》内容简介2013年12月,《胡汉民回忆录》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胡汉民回忆录》在大陆地区首次集结出版。这本书是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胡汉民自述》为底本,同时辑录胡汉民回忆孙中山等师友、他人回忆胡汉民的多篇文章,以及一些胡汉民的重要著作,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一个真实的胡汉民。此外,这本回忆录有对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物的记述,很多不为人熟     

大汉奸周佛海之死

一、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时,便接触了马列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积极宣传。周与陈公博一样,也是中共一大代表。1924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搭上线后,于同年9月叛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重要分子。周曾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宣传部部长。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后,历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职。     

胡汉民被禁始末

胡汉民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后随孙中山讨袁护法。孙中山北伐及北上时,把党政军权都交付给他,让他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省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胡汉民大力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处置,贯穿于汪逃离重庆潜入越南河内、在南京建立伪政府的全过程。在汪出走河内阶段,关于蒋的处置,在一些问题上尚值得商榷。在汪筹建伪政权过程中,蒋实施的处置,彻底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汪从此失去了曾被寄予的号召力和权威性。这期间,蒋还接应日本的和谈,使日本的蒋汪共组政权的计划落空。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光复会的重组及其评价

史学界对光复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一般都予肯定,而对它的重组却有异议。光复会的重组和汪精卫、吴敬恒的挑煽及胡汉民的钳制有关,但它仍旧“不忘革命”,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均有劳绩。孙中山认为这是“友谊小嫌”。不能因它和同盟会“政见稍殊”而说是“脱离革命”。     

国民党团结再造的困境与限界:1936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博弈

随着1936年胡汉民欧游归国,国民党内迎胡晋京的浪潮高企,蒋介石与胡汉民再次携手合作似乎已是水到渠成。高企的迎胡浪潮之下,却是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潜流激荡,由此蒋、胡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相当程度放大。针对胡之晋京,蒋以根除西南问题为依归,静观其变后发制人,胡则在入粤前后态度陡变。胡之入粤以致拒不入京,与蒋关系复归僵持,动因不止一端,既有西南对胡在各层面的掣肘与牵制,更因蒋、胡蓄积之心结难于冰释。胡去世后,南京对其之丧葬措置,亦羼杂若干政治考量。蒋之政治生涯走向,乃至国民党的发展路径,皆因胡之突然去世,而不免发生若干变化。纵观1936年蒋、胡博弈,深刻折射出国民党政治文化的某些面向。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孙中山与“握手”

握手,这是现今人们见面时互相致意的一种礼仪。本文作者认为,这一礼仪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的互相庆贺。不知读者读罢,是否还有其他见解?     

蒋介石密令的"炸坟行动"始末

大汉奸扑朔迷离的死因 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前半生跟随孙中山革命,在国民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虽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不甚得志,但仍稳居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高位.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感到抗战没有"前途",乃决定投靠日本军国主义,成立南京伪政权,可耻地做了汉奸.     

蒋介石四任行政院长始末

如此多的任职,实属罕见。这只能说明蒋介石权力欲过重,不信任他人。蒋介石一生任职很多,除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总统外,还担任过行政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于1928年10月,是最高行政机关,掌管内政、外交、财政、经济、军政、文化、教育等国家行政事务。担任过行政院     

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象征着国民党在国难危急关头走向"团结统一"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以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辅以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信函,结合当时的舆论,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力图揭示"团结"表象背后的武力威慑、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1934年底,蒋借红军西撤之机,入黔、拉滇以制粤桂.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前提下,蒋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通过"党权"的让步与妥协,促成西南与中央间的"复合".然而,因双方在实际利害面前各不相让,加之心理上的壁垒森严,这一形式上的"团结"并未增进双方实质上之凝聚力.中央与西南间之"团结"仅昙花一现,很快又重回到武力解决的旧轨.     

“抗战元首”林森

为人,特别是为官,能做到林森这地步的,确实不多啊!中华民国时期,只有三位名人的头像有幸上了中华民国钞票,这三人分别是国父孙中山、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王祺:国民党高层的“另类”

<正>从老同盟会员到国民党中央立法、监察、执行委员,王祺驰骋中国政坛三十余年。他天生傲骨,刚直不阿,爱"放炮",爱骂人,是出了名的"王大炮"。对于他的责骂,蒋介石、孙科也得退避其锋,汪精卫、唐有壬一伙更是胆战心惊,谁也不敢与他顶撞交火,更不敢以权势压     

李济深与王亚樵的生死情

人人都知"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笑傲江湖数十载,英勇无比,却不知道他"十步一计",智谋超群;更不知道,他也有政治靠山,他与西南派"大佬"胡汉民、陈铭枢等人交往密切,特别是与李济深(爱国名将、民革中央第一任主席)亲如手足、生死相依。王亚樵遇害20多年之后,李济深还在《李济深略历》中扼腕长叹:他在梧州被军统特务暗杀,"我们那时警惕性非常不够,真儿戏得很。"     

以天下为己任的张凤九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记载着许许多多为国家尊严、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的辉煌篇章,记载着许许多多为之不懈努力、无私奉献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张凤九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向往光明追随孙中山先生1882年6月,张凤九出生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大户人家,父亲张福兴经商,一家人生活富足。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