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向大会作财政报告,汇报当前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同时也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其就任财政部长后,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对策。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向大会作财政报告,汇报当前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同时也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其就任财政部长后,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对策.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此次会议上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蒋介石亦表现出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 ,使蒋介石、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 ,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与国民党的分裂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始于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对选举法制定权的争夺。之后,围绕选举法所确立的党部办理选举原则、党部选举权原则发生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反对者极力挑战两大中心原则,力谋颠覆选举法;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捍卫两大中心原则,维护选举法权威。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表明,国民党原本的基础与施行苏俄新制并不匹配,亦未能将苏俄行之有效的政党模式中国化,致使该党根本决策制度委员制失效,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的法定权威未能转化为事实权威,各方在新旧革命路线的歧异之途上渐行渐远,终致该党彻底分裂。     

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 ,主导战后对共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失势 ,强硬派在蒋介石的默认与支持下 ,实际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改取对共强硬政策。其余波延至会后 ,使战后国共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 ,基本终结了自政协开始的战后民主化进程 ,最终导致大规模内战战火再起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人类历史上现代化新路——深入学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规划今后五年以及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总动员和总部署.全会从明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现实路径、彰显中国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拓展人类走向现代化途径和提供中国方案这三个方面给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方向.     

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刘秋增 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山东省的实际和特点,应当着重抓好4个方面的工作：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部财政报告

财政报告极密财政报告目录一、四中全会后至五中开会期间之经过事实二、自就任至出使前之政策及办理经过三、出使中之计划及接洽经过四、抗战开始至今之政策及办理经过五、实行既定政策所遭遇之困难及各方之误解六、今后之方针及希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近30年来,对这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极力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开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引导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健康前行;这次全会形成的发展理念指引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部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简评朱佳木新作《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朱佳木的专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获益良多。笔者以为,这是一部叙述和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是林林总总同一题材著作中的上乘之作。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回忆与研究的结合,这是作者独具而别人难以企及的优长之处。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和支持下通过斗争取得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党内正确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它既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而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其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并且重启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作为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原因探析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和威望,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历史条件;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关头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现实基础;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冲破原定议程.扭转会议方向,为中央人事调整开辟了道路;四、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一再提议,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吁,直接推动了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恢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