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建成区土地利用时空演变与动力机制分析

借助ENVI和GIS技术对大连市1990年以来遥感影像资料及空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其建成区扩张的时空演变及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大连市区建设用地扩张1.34倍,以东北为主要拓展方向。1990-1995年扩张速度和扩张贡献率最大,城市空间不规则扩张;1995-2005年城市以填充式发展为主,边界逐渐规则;2005年以来进入了新一轮的建设用地扩张时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趋于弱化,政府决策行为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金州区与新城区(开发区)的建立与发展对大连市区建设用地扩张有明显的牵引和带动作用。     

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研究——以济南市主城区为例

精明发展已成为国际化城市发展的主流。在精明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以区域中心城市济南为例，选取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两个子系统，从空间形态、发展效率、外部影响、用地结构、人口变化、经济规模、公共服务和综合建设八个维度，测度济南市主城区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济南市城市扩张阶段性特征明显，扩张模式从单核心向多核心转变；②济南市土地利用效益总体水平较低，但其发展符合“低速-高速-平稳”的变化过程，且近年来呈持续优化趋势；③济南市城市扩张与土地利用效益不符合精明发展要求，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益的促进作用不足，二者间耦合协调度不高。     

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南京主城拆迁改造的透视

城市居住空间的地域分异是城市社会分化最直接的体现。本文以城市的拆迁改造为独特的切入视角,以南京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调查获取了南京主城区所有街道近三年的拆迁改造数据,通过ArcGIS、SPSS等手段进行了数据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近年来南京市主城区的居住空间分异模式进行了总结。文章认为,南京主城区的居住空间目前已呈现结构多元化的雏形,居住空间结构为"圈层"与"扇形"相混合模式,有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     

上海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网点分布的空间异质性

城市内部格局与过程空间异质性的复杂性规律成为当前人文地理研究的难点和热点。以上海市主城区为例,从结构与功能视角刻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异质性并发现有趣现象：上海市公共服务网点呈典型“核心-边缘”圈层特点;由于占地面积、租金、服务性质等因素五大设施形成类似金融类网点的强邻近性群集聚与类似科教类网点的弱向心集聚（逆增长点）两种模式;弱向心集聚呈现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增强的新特征,与多中心空间结构会促进设施均衡化布局的构想相反;主城区边缘地带交通发展未受重视导致其运输功能空间差异增强。     

新型城市化地区居民城市公共空间认知与利用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大城市空间的扩张,出现了一种与传统的外延型城市化完全不同的新型城市化地区。这些新型城市化地区的出现显著改变了大城市的地域空间结构,并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方式。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居民社区发展问卷调查为第一手资料,通过分析居民对这一新型城市化地区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认知状况、利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此类型地区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安徽省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利用指引研究

安徽省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人口密集、交通堵塞、能源消耗增大等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城市空间需求快速增长与有限的地面空间资源这一矛盾日益突出.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是缓解城市地上土地资源紧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城市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有效途径,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建设.     

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区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的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1990-2019年中7个年份的8类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数据,建立空间数据库,并依托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量、对城市群及其片区的贡献率、在城市群中的扩张程度分布的测算,归纳各类城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的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1990-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区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     

大型旅行社空间扩张的区位选择--"上海春秋"案例

旅行社是介于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者之间的组织者,它对地理区位的选择是本文的探讨重点。本文以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为例,归纳它在国内宏、微观选址的经验,得到其以省会城市、著名旅游城市、新兴经济发达城市为节点的宏观网络和以中心门市及社区门市为节点的微观网络;根据区位因素理论,初步分析了与旅行社空间区位选择有关的一些因素,包括对市场、成本等一般性因素的分析和对行为等特殊性因素的分析;最后,提出旅行社的区位扩张不仅要重视物理空间,也要重视网络信息空间。     

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城市空间扩展

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市的空间范围也迅速扩展。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空间对外扩展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现有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并没有揭示中国城市空间快速扩展的独特因素及其根本动力,特别是忽略了地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以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体制背景,构建一个以地方政府为核心的城市经济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展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在中国农地非农化及其土地开发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实农业土地租金较低推动了城市空间的额外扩展,外部性收益使得地方政府零地价出让土地仍然有利可图,诸如铁路及其站点建设等外部条件冲击推动城市以蛙跳(飞地)方式对外扩展。     

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分异与空间极化格局

在界定空间极化概念的基础上,应用均匀度指数、基尼系数、崔王指数分析城市带内部要素集聚程度分异及空间极化格局,结论如下：①1990-2014 年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时空分异明显,"核心-边缘"结构逐步显现,城市带内部基于要素集聚程度的哈长与辽中南次区域逐渐发育;②城市带内部要素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空间极化的"四城市"格局已经形成;③城市发展内源力是哈大巨型城市带整体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城市投资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带空间极化格局演变的影响也较显著。城市投资强度与吸引力差异是哈长次区域空间极化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城市发展内源力是影响辽中南次区域空间极化的主要因素。     

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城市规模结构演变研究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7个年份的城市人口规模数据,分别从城市规模等级结构、首位度、城市规模分形以及城市规模的空间演化等层面对城市规模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初步揭示了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规模结构的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并对其空间演变特征进行了总结。     

Spatial inequality and dynamics of foreign hypermarket retailers in China

The globalisation of retailing has intensified since the mid‐1990s with the rise of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retailers. Foreign retailers have greatly impacted the Chinese retail market since the opening up of the retail sector in 1992.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spatial inequality and dynamics of foreign hypermarket retailers at different geographic scales in China. Although the relative gaps in foreign hypermarkets among Chinese regions are narrowing, the absolute gaps are widen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are used to identify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retailers Carrefour, Wal‐Mart, and RT‐Mart at the intercity level. Carrefour prefers cities with larger urban district populations, longer time of being open to international retailers, and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While urban district populations are significant to Wal‐Mart and RT‐Mart as well, they favour cities where people have higher annual salaries and aim to achieve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three leading foreign retailers also have different first‐city and city size preferences in their provincial expansions.     

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形成的产业机理——基于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视角

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企业空间布局状况对城市旅游增长极与城市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一体化发展及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费用最小化行为是一种重要的实现推动力。旅游企业在城市旅游核心区或边缘区的布局是旅游企业在固定成本与旅游接待人次两种因素之间博弈的过程。旅游企业选择在城市旅游空间集聚区还是在非集聚区布局取决于在集聚区获得集聚经济的程度、集聚区产生的集聚不经济程度及非集聚区土地等成本的差异等。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组织模式的结构与特征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空间组织模式协同的视角,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组织模式的结构与特征进行了探讨,以此为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本文认为:①长三角城市群实际上涵盖了7大都市圈,各都市圈之间的边界存在有许多重叠的部分;②根据上述结果与断裂点分析,城镇空间组织模式的结构实际上是由5大不同等级、不同范围、相互交叉、大圈套小圈、圈圈相扣的都市圈所构成的"多元圈层"结构,并由核心区内圈向外呈分指状发散性分布,核-缘拓展的特征比较明显。     

地方政府管治下城市空间拓展——以广州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化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和管治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由此对城市空间拓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近十年城市空间拓展与地方政府管治的关系,发现市级政府以行政区划调整为手段、以战略规划为纲领的管治方式主导了城市生产及流通空间的建设;同时,由于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协调的原因,地方政府管治过程出现了尺度分异,表现为区级政府与房地产市场共同作用下外围地区空间拓展向北低效蔓延的管治失灵现象。通过对政府管治在城市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成效的探讨,以期对引起人们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管治和城市空间关系的思考。     

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城镇用地扩张的驱动力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与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分析2001-2006年间长三角地区都市区与非都市区以及都市区内部不同单元的城镇工矿用地变动差异和主要影响因素,探讨都市区城镇用地扩展的驱动机制及演变特征。研究发现,虽然长三角地区城镇用地的整体扩张速度正趋于放缓,但变化趋势在不同类型的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都市区比非都市区增长地更快,其中外围县地区超越中心市成为新一轮的增长热点地区。利用人口、非农产业、房地产投资等社会经济活动指标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非农产业的发展是推动都市区城镇用地扩展的关键因素,而对非都市区的城镇工矿用地扩展而言,城镇人口集聚的拉动仍在起主要影响作用。在都市区内部存在功能分工的背景下,中心市与外围县在驱动因素和效果上存在差异。     

兰州城区制造业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8年企业的相关数据,以兰州城区行政区划中街道为空间单元,通过对兰州市制造业企业的宏观总量空间分布、行业类型分布、企业规模分布的分析,探寻该市内部制造业的空间结构特征及规律,并从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入手,分析现有制造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无论从宏观总量空间分布、行业类型分布、企业规模分布来看,兰州城区制造业企业空间结构由内到外都呈现明显的圈层分布特征;这种空间分布特征是在历史因素、土地因素、城市规划和政府政策、集聚效应、开发区等多重影响因素和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绩效”二元视角下高速交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TOPSIS法和Super-SBM DEA模型分别测算高速交通优势度和旅游绩效,综合运用双变量LISA方法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旅游绩效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2005—2018年,长三角高速交通优势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间高、南北两翼低”空间格局,且趋向相对均衡化态势。(2)旅游规模高值区集中于省会城市及高速交通干线附近;旅游效率高、较高值区沿“沪宁合—沪杭—杭甬”交通干线分布明显。(3)长三角高速交通对本地和邻近地区旅游规模、旅游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驱动效应;高速交通对旅游规模正向影响的直接和间接边际效应系数均大于旅游效率,这与高速交通的“双刃性”、“虹吸效应”及“错配效应”相关。(4)经济实力、旅游资源、产业机构高级化等对本地旅游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旅游资源、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旅游绩效呈现负向外部性。     

城市功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文章运用2003-2017年珠三角9市的相关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城市地理系统分形模型,分析了城市功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城市功能专业化基础上的城市间功能互补,或者说注重城市间功能互补的城市功能专业化对本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他城市也有显著的溢出效应;②只追求功能专业化对本地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urban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recent decades has largely rested on the dynamism of its cities. High economic growth has coincided with measure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with a mounting political drive to curb corruption. Ye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urban growth in China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look into the link between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corrup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urban growth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and to assess what i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relative to more traditional factor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Chinese cities. Using panel data for 283 cities over the period between 2003 and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growth in China is a consequence of a combination of favorable human capital, innovation, density, local conditio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ity‐leve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Both government quality—especially for those cities with the best governments—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t the city level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urban growth. Measures to tackle corrup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matter in a more indirect way, by raising or lowering the returns of other growth‐induc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