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孩子外国人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就会被什么东西强烈地牵动一下。我很想对他们说“谢谢”,实际上更应该说一句“GODBLESSYOUALL”,虽然我自己并不相信世上有“主”。第一次是1995年刚过中秋节,我搭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去美国旧金山。上了机刚坐下,就发现前后左右有好几对带着婴儿的父母。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美国男女,看上去三十来岁,引起我好奇的是,他们怀抱的孩子都     

知与行——精神现象零拾之八

知难还是行难?回答五花八门,有说知难行易的,有说知易行难的,有说知难行亦不易的,也有说知易行亦不难的。各种可能都说,结果等于不说。对于知行的孰难孰易,我觉得并不紧要,关心的倒是,为什么明明“知”的,到时候又不知了;明明要“行”的,到时候又不行了。先前不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到1958年,唯物论讲了十年,唯心论也批了十年,批胡适,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光是批胡适唯心主义的文章就收了七八本集子。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报上天天说,人人口中念,比胡适先…     

裕丰新米号及汉口米文化

我父亲万德永,跟伯父万德润（字泽生）,都是“德”字派的,他们差不多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回乡里去．侄子辈的胜高告诉我：“伯父,我们屋里有个挑草头、挑谷捆子的冲担,用铜包了头的。是哪个刻了德永两个字。”     

忆邵循正先生

2009年是邵循正（心恒）先生的百年寿辰。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可又仿佛相当遥远,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犹如经历两重天。可惜邵先生早走了,没能看到粉碎“四人帮”,在新时期贡献更大的力量。每想到这里,总感到十分院惜。     

台湾“二二八”起义亲历者的评说

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为国人所关注。《炎黄春秋》编者为满足读者多了解一些台湾历史情况的要求,特邀我在“二二八”起义53周年纪念之际,写一点回忆性的文字。正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北京另一家杂志发表的《救救台湾》的长文。该文在批判李登辉“两国论”的同时,谈到了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但无论述事与评论,我认为多有不当。     

品读『叶开泰』

名重汉上的“叶开泰”在现今武汉有年头的工商企业中,真正见证过汉口繁华身世的,恐怕只有“叶开泰”了。汉口成镇,始自明中叶,“叶开泰”的招牌,创于明后期。可以说是与汉口风雨相伴,一路携手走来。此番经历,“叶开泰”而外,又有谁呢。过     

“要我改名，我不干！”

翻译家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看到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他的“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     

君子之交（下）——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黑黝黝的院子,霎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潘素告诉我们,她…     

陈伯华回忆录（一）

有人曾写过我的艺术生涯,取名《牡丹传奇》。我的一生,“传”是可以传的,“奇”却并不奇。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奇的话,大概是我蹒跚走过的艺术道路艰苦而曲折,与一般艺术家走过的路略有不同。正如一位熟悉而尊敬我的中年作家说的那样：“陈伯华度过了艰辛苦涩的童年,奋勇搏击的少年,苦闷彷徨的青年,欢乐成功的中年,生活在高风亮节的晚年。”当然,“高风亮节”是对我的过誉之词：我只能说,我的晚年对党和人民,对自己,都是问心无愧的。     

何为君子

北宋嘉佑八年(1003年),周敦颐47岁,这年的五月他作了《爱莲说》。作品说莲是“花之君子”,以物喻人。那么作者说的“君子”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五个要素,即“五不”。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三净”者寿

古人说,“仁者寿”．今人说,“好人长寿”,“仁者”和“好人”,都是有德之人。有德之人,光明磊落,其精神状态多良好,这对人体健康自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人仅靠一个“德”字,还是难保长寿的,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好人都是英年早逝了吗?科学的说,人能做到“三净”,才可基本满足长寿的要求。这三净就是：体外净,体内净,心里净。     

善治感冒 健康长寿

我七十九岁半,每月从北京到杭州独来独往。白天门诊,晚夜著文,从来不知疲倦。有人问我：怎么你这样健康,练什么功,有什么妙招？我常常回答说：我有两个宝,一是“天人和一”观念,二是善治感冒。“天人和一”理念今后讲,善治感冒今天说。     

说“口凡有疾”

殷墟卜辞中屡见“■(即《甲骨文编》151页第6行以下所录之字)凡有疾”之语。“■”当从徐宝贵说释为“肩”,“凡”当从唐兰说释为“同”。“肩”字古可训为“克”。“肩同有疾”,意即能分担王疾,反映了古人认为尊贵者的祸咎能移给臣下的想法。卜辞中还有“克兴有疾”之语,应与“肩同有疾”同义。     

一篇小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

1956年10月,我以笔名发表了一篇杂文《说“难免”》,本来是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却有一些不简单的遭遇。事情得从头说起。先把小文章全抄在下面     

莫当“好好先生”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徽在同别人谈话时,无论好与坏,不管是与非,总是说“好”。一天,有人问他：“你好吗？”他答曰：“太好了。”有人难过地对他说：“我的儿子死了。”他也回答：“那太好了。”他的老婆因此批评他：“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才告诉他的伤心事,你怎么还是说好呢？”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

“九一三事件”后,我有了一点小自由 说林彪于我很遥远,不是指时间上他垮台已经四十多年了,年轻人已经在问“林彪是谁”了,也不是指空间上他飞逃异域,葬身于千里外;而是说无论他生前死后,我都觉得很远,似乎跟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