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视野下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种新型刑事司法制度,是刑诉法修订后新增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在介绍刑事和解制度及其积极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当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之处。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与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当前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司法实践中的尝试。本文以2007年年初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对一起抢劫致人死亡案件的刑事和解案例为切入点,就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案件适用范围、刑事和解的效果等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和思考。认为,在实践中选择和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应当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试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符合我围“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有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损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不存在刑事和解,但有关刑事和解的思想萌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司法实践应顺应国际司法改革的潮流,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之比较

发端于美国的辩诉交易与发端于20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国家的刑事和解,虽然长期以来就具有争议性,怛其仍然表现出旺盛构生命力,且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得以运用,是有诸多原因的,尽管有许多专家对此表达出不同程度的忧虑,但笔者认为这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如何借鉴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客观地加以分析,只看到某一制度的缺陷而拒绝吸纳其中的合理因素并不是科学的态度;但若不考虑一个国家的现状和传统文化、社会公众的观念,盲目推崇另外一个国家的制度也是行不通的。鉴于此,本文通过认真比较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异同,从而为吸收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来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社会的宽容、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试论检察环节刑事和解的职能作用

刑事和解是西方国家近几十年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由传统的国家本位理念转化为以受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理念,旨在弥补受害人受到伤害,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返社会。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机制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一条新思路。本文拟从对刑事和解的概述,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职能作用,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适用中存     

加强制度建设,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完善现行的刑事和解、不起诉、社区矫正制度,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保护——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传统的刑事法理论强调国家利益的实现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而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的权利却经常被忽视或无法保障。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的新的刑事处理方式,可以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其在精神上、心理上以及物质上得到抚慰和赔偿。如果实践中,能严谨的的适用刑事和解,周全的设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刑事和解必然会在自然人的刑事案件中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被害人的权利也会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从而,缩小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巨大差距。     

关于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刑事证据制度之一。目前,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体制设计不够完善以及制度规定不够具体,致使我国在有关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加充分地体现诉讼价值,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必然之举。     

衡平理念下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被虚化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致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上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澳门刑事强制措施的启示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建构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充分体现了澳门法域法制的特点。研究和分析澳门刑事强制措施,揭示其合符理性及蕴涵的法治原则及制度,对我国大陆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制度

在我国,理论界明确主张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而能否进行和解,尚存争议。为使行政诉讼案件行政争议的解决,保护当事人权利,有必要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行完善。     

刑事和解中的检察权——以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角度切入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权承载的使命前所未有的复杂与艰巨。本文拟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角度入手,探析检察权在刑事和解中的内在蕴涵,从而探讨和挖掘其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之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探

新刑事诉讼法中纳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无疑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与进步。本文便是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含义及内容,具体的制度构建来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以求形成该制度的基本框架。     

个人权力之争还是政治态度之争——也谈宁粤对峙、和解与制度变迁

1931年的宁粤对峙是国民政府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后,在停止冲突共赴国难的政治背景下,宁方在粤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让步,蒋介石下野.国民党通过中央政制改革案,强化党权,采用责任内阁制,双方初步和解.宁粤对峙既是个人权力之争,也体现了双方的政治态度.宁粤和解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难题,党内冲突继续存在.1935年底汪精卫遇刺后,蒋兼任行政院院长,实现了个人集权,但未走向独裁政治.通过和解方式建立的政制始终存在着反集权的力量,如民主宪政的政治诉求,它在一定的舆论空间与制度空间内,一直有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与成长的机会.     

略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现行宪法,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肯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但相关立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以及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导致检察监督在实际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难以有效行使,从而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建构科学而完善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意义重大而深远。     

轻刑犯罪不起诉制度探讨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人民检察院在行使审查起诉职权的时候,对于应当不予追究和可以不必追究的犯罪嫌疑人,不将其交付审判的一项制度.其中,对可以不必追究的犯罪嫌疑人,我国规定了相对不起诉制度,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机关终结轻微刑事案件的唯一规定.笔者从检察工作的视角对轻刑不起诉制度作一些探讨.     

试论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

律师在场权是刑事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此没有规定,但在国外各国的立法及联合国有关公约中都有所涉及或体现。分析我国律师在场权缺失的原因,探讨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弥补侦查程序中的漏洞,进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析中日韩和解与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关系

中日韩关系由于历史和领土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在波澜起伏中曲折前进,中日韩和解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问题,并且成为制约东亚一体化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中日韩和解面临的具体问题和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具体路径试图分析中日韩和解与东亚共同体构建的互动作用。中日韩和解可以优化三国关系,能够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促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而东亚共同体建设又能成为中日韩和解的现实路径,为中日韩关系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大义不必灭亲”写入刑诉法是重大进步

近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怎样解读此次修正案中关于出庭作证、死刑复核等规定？刑诉法的哪些方面还有待改进？为此,本刊采访了律师周泽。     

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在现代民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的漏洞。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在各国的立法中有所体现,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强调权利本位、人权保障的今天,我国有必要对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具体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原则、范围、程序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