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汉安邨

汉口北京路“汉安里”上世纪50年代叫“汉安邨”,在那时是一处建筑水平较高的新式里份。当时,老汉口的许多大型金融机构的主体建筑,往往在近旁都建有供自己职工(主要是高级职员)居住的里份,如大陆银行的大陆坊、金城银行的金城里、四明银行的四明里等,汉安邨和建在前面的原“盐业银行”也有一定关系。汉安邨建于民国初年,原业主为大地产商刘祥,1930年后转售盐业银行。     

哈尔滨商会发行的特殊纸币——羌帖兑换券

一 羌帖兑换券的发行背景 “羌帖”是相对于当时我国东北流通的“私帖”和“官帖”而言的,是我国东北和新疆地区民间对沙俄帝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纸币的俗称。“羌帖”流人我国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19世纪中叶,沙俄帝国通过《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羌帖”就越过边界侵入我国东北。1868年,中国商人曾向官府报称：“近来该夷商人比前倍觉诡诈,     

江城曲坛名宿史话

19世纪初,汉口后湖曲艺演出已很盛行。20世纪初,武汉演出鼓书、小曲者甚多,大部分分布在茶楼酒肆,亦有“撂地”（圈地）、“拍门”（串街逐户沿门叫唱）者。20世纪30年代,大批汉川善书艺人在鹦鹉洲、罗家墩至江岸一带搭班演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评书、鼓书艺人100多人。     

汉口商会与同业公会

汉口商会的设立始于20世纪初年.清末的汉口已是商业贸易繁盛的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特于1898年开设商务局,以办理汉口的一切华洋商务.汉口商人自此有了会议之处.1903年,清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汉口属于商业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1907年11月,商务局邀集各商董,遵照章程,组织成立“汉口商务总会”,办理汉口一切商务事宜,商务局撤销.辛亥革命后,依照农商部的《商会法》,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经理、协理改称为会长、副会长、会董,迁址湖北路扬子街口.1921年元旦,商会在鄂督划拨的地段(今中山大道949号)修建的大楼竣工,商会便迁往新址.汉口总商会于1928年依照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暂行整理商会条例》恢复成立.1929年遵照南京     

开封山陕甘会馆的建筑装饰艺术

开封经历明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一场大水之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黄沙遍野,蓬蒿满目。又经过了一个世纪,开封人在苦斗中重建家园,渐渐百业复苏,经济繁荣,步入了“康乾盛世”。保持着省城地位的开封,日趋繁华,客商云集。位于开封徐府街的山陕会馆,就是在乾隆年间由寓居开封的经济实力最强的山西、陕西商人投资兴建。光绪     

叶调元与《汉口竹枝词》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长期流寓汉口的姚江（今浙江余姚市）名士叶调元,刊行了他花费10年心力写成的《汉口竹枝词》。这本诗集不但在清代的武汉、北京与上海等地受到好评,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影响越来越大。     

叶凤池公馆

叶凤池及叶凤池公馆的兴建叶凤池是解放前汉口著名中药材商号“叶开泰”的老板。20世纪20年代,他在汉口友益街2号(现16号) 建成二栋西式楼房。该楼造型美观,端庄稳重,为当时华界内屈指可数的小楼,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叶开泰”中药店创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是中国四大名中药店之一(其他为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     

民国前期粤港航运业

粤港水运大致分为两部分,主要是通过珠江水系尤其是珠江口省港线路来沟通,其次是广东沿海各通商口岸至香港的近海航线。 近代史上,中国民族航运业无力开辟远洋航线,粤港航权也被外国轮船公司所攘夺。19世纪70年代,津、粤商人都“久经禀求”集资购办轮船,被李鸿章禁阻。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后设广州分局,由唐廷枢兄弟长期控制,垄断广州至港澳及北方各口岸的沿海航运。一般商人遂转向于短程运输的小火轮,在广州出现了肇兴公司、源     

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

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年,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刺激和推动下,汉口的商业发生了深刻的演变。这种演变,一方面构成了晚清汉口的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影响和制约着这个进程的发展。而这种演变所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格局,则又是艰难曲折的晚清汉口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洞庭村

洞庭村平行于汉口南京路,在南京路北侧,为单条主巷型里份。巷道长180米,宽4米。一个出口在鄱阳街,一个出口在洞庭街。现有28个门栋号,均为二层或三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洞庭村是汉口里份中建造较晚（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而是设计较好、设备完善的高级里份。     

李鸿章的外交笑话

李鸿章,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1858年冬,人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从19世纪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19世纪中叶,清王朝朝政腐败,外侮日亟。朝野有识之士力主“师夷长技”,寻求改革,兴起了洋务运动。最初,清廷洋务派“自强新政”的重点是军事工业,到19世纪70年代则转为发展民用工业方面,钢铁需求量增大。     

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各行业工资研究

工资问题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在以往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以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为主要对象,对19世纪初期松江地区农业、工业、商业与服务业(包括教育与政府)各行业的工资情况进行了探讨,并对各行业的工资水平作出了估计.虽然所得出的结论还只是初步的,但却是具有开创性的,对于我们认识19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收入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口的钱庄与票号

钱庄是一种旧的金融机构,这种旧的组织形式,一直到“废两改元”后才结束.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光绪初年,汉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钱庄,并开始经营商号收受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汉口贸易的发展,浙江、安徽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汉口开办钱庄,到1922年汉口的钱庄数已达150余家,武昌3O余家.而且自此以后,汉口的钱庄便有了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汉口的钱庄具有一个特点,即一般不设分庄,商号也兼营钱庄.如武昌曹祥泰杂货店便附设有寿记钱庄,汉口的黄志成拆货店设有万镒钱庄.汉口的钱业与地方商业有着互利的关系,历届汉口商会会长、议董、会董等职务都由钱业的帮董出任,如曾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万泽生和后来的会长周星棠都     

翰墨竞秀 名手如林——近现代天津书坛略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19世纪60年代,天津机械局、大沽船坞等一批军事工业在天津兴办。19世纪70年代以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华洋书信馆、天津电报总局、机械铸钱局等一批官督民办工业相继成立。至20世纪初,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天津造船公司、北洋火柴厂、北洋烟草公司等一批民族工商业登上天津的经济舞台,天津开始成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展,增加了对书法的需求。例如当时较著名的商店其匾额皆出自著名书家之手,天津造船公司、天津劝业场的匾就是华世奎书写的,一些药店…     

我的祖父陆德泽

我的祖父陆德泽,在上世纪20年代,曾任汉口梅神父纪念医院院长。     

比较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

19世纪后半叶以来形成的比较史学流派至今仍方兴未艾。我国学术界在 2 0世纪 80年代曾掀起比较文化研究的热潮 ,这种 (中西 )文化的比较研究是我国历史学界把我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化历史相联系而产生的。无论是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还是文化的比较研究 ,两者都属于世     

1766年以来永定河汛期径流量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

以清代永定河芦沟桥志桩尺寸记录为骨干资料,结合近现代器测水文资料,使用分段建模的方法恢复了1766-2004年永定河芦沟桥断面的汛期径流量序列,序列表明永定河径流量在逐年尺度上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但其洪峰规模自19世纪以来不断减小,19世纪中期与20世纪初期是最为明显的丰水时段,而1920年代后径流量便明显萎缩,枯水期一直延续至现代。进入1920年代后,流量变化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存在的30年准周期消失,水量变化呈现无周期特征。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指标PDO的比对发现,两者在30-40年尺度上具有明显的反相关关系,天然状态下,太平洋温度升高对应于永定河流域较为干旱的时段。海温异常造成的季风强度变化会导致华北地区降雨格局出现变化,进而影响到永定河芦沟桥以上河段的汛期水量,表明处于季风区北部边缘的永定河水系对于太平洋海温变动具有更大的敏感性。     

洋务派在洋务新政中的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忧外患迫使中国人冷静地思考和反省,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和发达,感受到了不如西方的地方。由于西方文化首先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军事侵略,所以人们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优长方面。出于维护大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地主阶级改革派组成的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等,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新政。     

洋务派在洋务新政中的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忧外患迫使中国人冷静地思考和反省,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和发达,感受到了不如西方的地方。由于西方文化首先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军事侵略,所以人们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优长方面。出于维护大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地主阶级改革派组成的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等,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