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诏旨》碑探秘

《大明诏旨》碑现存曲阳北岳庙洪武碑楼内,按碑文所示,该碑立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但从其碑首的形制和纹饰看,应为唐碑改刻而成,作者分析认为其可能原为唐太宗祀北岳庙的祭文碑。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刘碑寺造像碑研究

刘碑寺造像碑,是河南现存最大的造像碑,清代金石著录对其多有介绍,但仅限于造像铭文,其精美的造像未有著录和专文介绍,不被世人关注。本文主要对刘碑寺造像碑的现状、造像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并对造像题材、风格以及艺术成就进行探索研究。     

岣嵝禹碑面纱待人揭

岣楼峰森林公园内有禹碑一块,相传为大禹所立,其上有碑文77字,人犹难识,前人对此作过不少的研究,但其神秘的面纱并未全揭开,为了求得专家、学者们的更多关注,特抛此砖,以利引玉。岣嵝峰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就作为国内名山而载入史册。它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它巍峨多姿,还因为它兼有禹碑之奥秘。禹碑,又称大禹碑、禹王碑、神禹碑。因碑在岣嵝,又称岣嵝碑。因碑文形似蝌蚪,又称蝌蚪碑。据说原碑藏岣嵝峰山林深处,仅蜀士何致于宋嘉定年间由樵者引导见过一次,后遂隐去。今碑在岣嵝峰禹王殿左下方,高7尺,…     

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考辨三题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现存唐碑全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被誉为"三绝碑"。该碑的刻立时间在碑阳上清楚明确,而前代相关文献却存在分歧;该碑有《碑阴记》,而对其内容、作者和镌刻时间,前代相关文献却各执一词。"三绝碑"刻立的时间为元和四年(809年),《碑阴记》的内容虽被磨损并严重剥蚀,但从残存文字来看,不是孙樵的《刻武侯碑阴》,其作者是武元衡的属下崔备,镌刻时间是在元和四年二月,与碑阳同时。     

唐县“禁革陋规”与“古唐侯国”异代一体碑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于唐县的“古唐侯国”碑为一方异代一体碑,其一面为康熙年的“禁革陋规”碑,另一面为光绪年的“古唐侯国”碑。本文对此碑两面碑文的作者、刻制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意义作了综合分析考证。     

三国东吴楷书鼻祖--《葛祚碑》

三国孙吴碑刻传世的仅4块,数量虽少,其书法价值和地位却很高。人们将这4块碑谓之“吴碑四种”,即《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葛祚碑》。其中《葛祚碑》在我国碑刻、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现存第一块楷书碑。碑高177、宽74厘米,圭首,有穿,穿下刻“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3行12字。碑在葛祚故里江苏句容访得,1965年入藏南京博物院。晋人干宝《搜神记·葛祚碑条》卷十一记载了葛祚为衡阳太守时,为民除妖,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葛祚碑》书体为标准楷书,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隶书碑盛行于汉代,可传世的西汉碑却极为…     

清朝高平乡约碑刻初探

乡约对地方民风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导向作用,高平乡约以碑刻的形式从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对当地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内容有禁约碑、禁凿窑碑、禁赌博碑、禁樵牧碑、禁堆柴草碑、禁娼妓碑、议工价碑等。这些乡约碑刻的内容和类型反映了民间自治的程度和乡约在当地民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及其艺术价值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及其艺术价值张淑霞在我国历史上众多的“三绝碑”中,应该首推三国时期的“三绝碑”。“三绝碑”,本名《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通称《受禅碑》。现屹立在河南省许昌市西南３５华里的繁城镇献街魏文帝庙遗址上,刻于东汉...     

金陵大报恩寺御碑遗址结构性能及保护技术研究

为了对金陵大报恩寺南北两块御碑遗址进行科学保护,首先通过有限元模拟对南北御碑遗址的现状结构性能进行分析,找出其在正常使用和地震作用时存在的安全隐患;然后根据计算分析结果及整体设计要求提出增设隔震支座的保护技术方案,采用有限元模拟计算对南北两块御碑遗址在增设隔震支座后的结构性能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带有御碑的北碑的第一阶自振频率约为不带御碑的南碑的0.087;地震作用下,带有御碑的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御碑,而不带御碑的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龟趺头部。施加隔震支座后,南北两块御碑遗址结构的振动频率、最大主拉应力和最大主压应力均明显减小,在7度罕遇地震的情况下均不会发生破坏。研究结果对石碑的结构保护工程研究有参考价值。     

叶昌炽早期金石学成就与潘祖荫的影响

作为晚清民初的金石学名家,叶昌炽早期的金石学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主要是受到潘祖荫的影响和帮助.潘祖荫不仅使叶昌炽有机会目睹其丰厚的藏品,更是与叶昌炽一同赏析、考释诸多著名的拓片,包括著名的《好太王碑》、宋拓《夏承碑》《崔敦礼碑》《李卫公碑》《姜遐断碑》等等,因此在这段时间叶昌炽对金石学的兴趣大增,学问也增益不少.     

闽台“孪生御碑”之南普陀寺乾隆御制碑初探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乾隆帝下令在海峡两岸竖立一对"孪生御碑"。台南的乾隆御碑基本保持了历史风貌,南普陀的御碑已非原貌,其历史变迁的细节鲜为人知。现借重修《南普陀寺志》之机,编纂者试图探寻该御碑的变迁过程。     

浅析荥阳北周村东魏造像碑

北周村东魏造像碑是河南现存较为完整的佛道造像碑,碑体高大,雕刻内容丰富。该碑始造时应为佛教造像,后来因需要又将主尊释迦佛改刻成道教祖师形象,成为佛道造像碑,反映了当时道教利用佛教造像来宣传道教教义。本文从其雕刻内容和时代风格以及道教造像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北朝晚期嵩洛地区道教对佛教造像的改造和依附。     

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河北省定州市内有一坊古老的清真寺,寺内有一幢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该碑在中国回族史、乃至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国内对该碑的史学价值了解的人甚少,故该寺仅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有凤食鸡禄之误。余今欲对《重建礼拜寺记》碑进行释义,以阐述其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就教于方家。　　《重建礼拜寺记》碑确实是元代的原碑关于《重建礼拜寺记》碑,国内学术界有两次失误的报道:其一是孙贯文先生于1961年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跋》,其中云:“重建礼拜寺记拓本,北京大…     

南充新发现《任瀚墓志碑》考释

近年在四川南充发现了任瀚墓志碑,笔依据献资料,对碑中任瀚的历官情况、生卒年月,其父母姓氏、诰封,妻子姓氏、诰封及夫妇葬地,子女姓名、历官、婚姻以及后代情况,制碑时间等内容进行了考释。并对其中部分残缺的内容进行了考补,对该碑的史料价值也作了评述。     

隆尧县发现唐魏时代石碑报导的补充

本刊去年第十二期七十四页报导"隆尧县发现唐魏时代石碑"一则,谓隆尧城西三里隆内公路北有魏碑一块,俗名杨修碑,额题"魏故宁远将军广乐太守柏仁男杨府君之碑",其碑主姓名及确实年代须待考证,想是近年此碑剥蚀不清的原故。就所知这是很有名的北魏石刻之一。没有撰书人姓名,碑文二十五行,行四十四字,后三行载先世官职,字渐细小。额亦正书,共十八字。其碑主姓名,据拓本第一行道"君讳翚字友敦……"等字看来,应是"杨翚",俗名杨修碑,殆是音讹。大约在清朝光绪年间始有人拓售,     

汉太尉刘宽碑作者考述

刘宽,据《后汉书》卷二五本传,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历仕桓帝、灵帝,曾两为太尉。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刘宽生平,除正史记载之外,尚有两碑流传于世,一碑题为故吏李谦所立,一碑题为门生商苞所立,均可资参证。以碑史对照,史书所记刘宽官阀始卒与碑多同,而载其迁官次序颇略。史书     

西晋《华百石都训造碑》残石拼联及相关问题

陕西华阴西岳庙所存西晋《华百石都训造碑》残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拼联,其碑文可以进一步释读,尤可与《水经注》所载内容相互印证。碑文对碑中提及人物生平有所补充,通过碑文亦可对造碑者身份与汉晋守庙"百石"有进一步认识,该碑造、立分刻现象则可能与西晋时局有关。     

元濬州天寧寺帝師法旨碑譯釋

河南濬縣大侄山元天寧寺原有碑一通。額書“大元帝師法旨之碑”,漢字正書。上截八思巴字音寫蒙語,下截漢字白話譯文。碑陰刊大任山天寧萬壽禪師宗派之圖,漢字正書。清嘉慶時,濬縣知縣熊象階纂《濬縣金石錄》,收錄漢譯法旨及碑陰漢字殘文,未收八思巴字“國書”。其時此碑尚存,但碑文已有磨泐,碑陰尤甚。法人沙畹(Ed·Chavannes)曾據熊錄將碑陽法旨漢字碑文刊入     

新见甘肃合水县双柳树佛教造像碑考析

甘肃合水县发现一通北朝佛教造像碑,通过与关陇地区一些有纪年的北朝造像和石窟造像的比对,以及对碑刻铭文内容的分析,推断其应雕凿于北周初年。该碑为社邑造像碑,其题记反映出两种史实：一是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推行赐、复胡姓,一是北朝陇东地区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结社及佛教信仰状况。该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陇东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