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经由源自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最终演变为"征韩论",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藩属甚至夷狄。从7世纪到战国时代,日本与朝鲜平等地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内,但是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其蔑视和敌视朝鲜的观念及心态进一步膨胀。特别是,在万历朝鲜之役后,随着近3个世纪的"锁国"时代,"丰臣伟业"被日本的一些思想家、战略家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学说体系,日本统治者的向外扩张心态持续扩大。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和朝鲜的积弱积贫状态以及东亚朝贡体系的瓦解崩溃,因此"征韩论"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朝鲜的最终认知。     

明代琉球王国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及其生存空间

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以明朝居于支配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琉球王国自始至终以睦邻友好甚至是谦卑的姿态、小心谨慎地与明朝、朝鲜、日本这几个近邻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往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积极加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寻求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与日本、朝鲜和平相处,互通商贸,获取最大利益。处于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琉球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宗主国明朝的国家兴衰相连。在明末国家势力衰退之时,日本萨摩藩岛津氏于1609年入侵琉球,体现出其试图构建东亚日本式"华夷秩序"的野心。     

从“壬辰倭乱”看16世纪的东亚国际格局

1592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公然发出挑战。明朝出于对朝鲜的"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出兵援朝抗倭。经过中朝两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对中朝日三国历史的发展和16世纪及其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攻占朝鲜王宫并扶植傀儡政权,进而迫使朝鲜废除对华三章程,以及单方面终结对华关系,直到对中国开战后又迫使朝鲜成为其"攻守同盟",使得甲午战争实际上进一步升级为东亚范围的战争。到平壤战役及黄海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放弃了击退日军并恢复与朝鲜传统朝贡关系的战争目标,保卫本国领土遂成为清政府唯一的战争目标。到马关议和期间,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已然成为中日双方条约草案中唯一取得共识的内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朝三国关系变化的上述结果,以及导致清政府战争目标变化的军事进展结果,遂通过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成为在近代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法律事实。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征韩论”失败因素探析

明治初期,岩仓遣外使节团出访欧洲,西乡隆盛成为留守政府的首席参议,握有实权,在此期间,提出"征韩论",主张用兵力征服朝鲜,强制其开国,与之交商。这一论调,一时受到士族阶层的支持,并于1873年8月达到高潮。却遭到岩仓遣外使节和大久保利通等"内治派"的反对,西乡及其支持者被迫离开政府",征韩论"失败。从地缘政治上来看,"征韩论"完全符合日本的亚太政策,因此其为何失败,值得深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缺乏,也无专论可寻。鉴于"征韩论"是日本走向殖民侵略的第一步,对后来的亚太甚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究1873年前后日本国内情况及外部环境来找寻其失败的原因。     

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

在"东亚"成为流行语汇的历史研究中,"朝贡体制"常被用作一个统摄性的概念使用。然而"朝贡体制"在清代,主要体现中国与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并不覆盖"东亚"。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史料,呈现清代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的特点,其中包括敕封、给印、颁历、参与常态礼仪活动、日月食救护、赈济灾伤、常态互市,朝鲜人参与八旗等等,不仅凸显中朝关系近于中国与其他封贡国、无藩封关系的其他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更反衬出中朝关系与地处"东亚"而与清无邦交的日本之间关系的差别。由于中、朝、日在"东亚"区域的国际关系中皆具有重要性,前述考察提示,17至19世纪中叶的"东亚"国际秩序并非笼罩在任何单一制度化体制之下,"朝贡体制"或"朝贡贸易体制"不能涵盖该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格局,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     

明袁琎“被掳”像的形成与中日朝交涉

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派遣使团赴明朝贡,抵达浙江宁波后,双方因勘合真伪问题引发武力冲突,伤及明朝军民,史称"宁波争贡事件"。嘉靖皇帝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明显前后不一,这种变化的产生,应与关于明朝指挥袁琎"为贼向导"的"隐情"有着某些内在关联性。相较于"被掳",前者更有损于天朝威严与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这也成为后来东亚诸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件发生后,明朝虽然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但并未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往来;日本方面也积极寻求途径,希望消除误会;而朝鲜对事件"隐情"的刻意回避,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各方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中,所谓"为贼向导"的言说逐渐被淡化,最终完成袁琎"被掳"形象的塑造,并成为东亚区域各国共有的一种主流描述。可以说,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各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秩序体系"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及其历史合理性。     

东亚区域外交:壬辰战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探析

壬辰战争结束后,作为东亚区域内的两个重要国家朝鲜与日本,他们开展关系的过程并不顺利,体现在:朝鲜对日本讲和与遣使提议的警惕和防范,双方开展通商贸易中的摩擦,双方在外交人员往来方面的争端,等等.朝鲜与日本关系不和谐的深层次根源,一是日本长期的"倭患",导致朝鲜对日本产生历史记忆,积怨甚深;二是日本发动壬辰战争造成的伤害,令朝鲜民众认知深刻,难以释怀.探析壬辰战争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态势,不仅可以彰显彼时两国具体关系的发展走向,而且通过解读明、清王朝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问题,能够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东亚区域外交实况及地区政治秩序的演化.     

朝鲜牧羊业与日本的殖民统治

明治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扩张、文化渗透等各种手段贯彻其大陆政策,牧羊业向大陆的扩张是日本大陆经济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促进了日本牧羊业的发展,作为其殖民地的朝鲜亦卷入日本的牧羊业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设立了"日满绵羊协会",力图在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及朝鲜发展牧羊业.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及"蒙疆"地区后,又设立了"东亚绵羊协会",全面负责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占领地的绵羊改良增殖事务.朝鲜主要担负向大陆绵羊改良提供所需种羊之任务.日本在朝鲜发展牧羊业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侵略政策"提供军需羊毛资源.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中囝历史上属国众多

朝鲜,历史上曾经叫高丽,直到1897年,朝鲜的大王可以称帝,从这年开始,朝鲜不再是中国的属国。琉球,从14世纪开始,琉球一直就是中国的朝贡国,1652年归化清朝。19世纪中叶,日本强占琉球。琉球国王在1879年曾两次秘密派人到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日本。     

韩国的甲午战争研究——日本侵略主义、甲午改革及亚洲民众的视角

正一、甲午战争的定义及其研究概况19世纪后半叶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表现为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之朝贡体制的崩溃,进而被伴随着西欧帝国主义列强政治、军事侵略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体制所取代。甲午战争~①为上述的东亚历史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甲午战争是指围绕着争霸朝鲜,清国与日本两个邻国之间所发生的武力冲突。至于这样一种性质的甲午战争因何爆发,固然要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秩序之中,清日两国的政策变化里寻求原因,而其直接起源通常被认为是1894年东学农民战争的爆发。东学农民战争是一场席卷朝鲜全国的农民起义,其过程从1894年2月全罗道古阜农民起义以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试析20世纪初中国东北朝鲜侨民双重国籍问题

20世纪初发生于中国东北的朝鲜侨民双重国籍问题涉及中、日、朝三方。当时,中国东北、华北广阔的腹地容纳了大批侨居中国的朝鲜人,日本吞并朝鲜后,以朝鲜侨民属于日本臣民为借口,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侨民的控制,由此出现了归化后的朝鲜侨民兼具日本国籍现象,其实质是日本制造的全面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

李氏朝鲜宣祖庚寅年(1590年),经日本两次遣使请求后,朝鲜在没有奏报明朝的情况下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并与日方产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剖析这次通信使活动,我们发现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秩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影响周边国家,在朝鲜、日本扩大化为各有核心的小型秩序圈。在华夷秩序扩大化背景下,朝鲜与日本在交往过程中皆抱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并企图把对方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结果导致双方对相互政治关系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以致构成摩擦。由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不同,朝鲜和日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特征,并找到其向近代演化的某些线索。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     

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

通过对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建州三卫女真不断进犯明朝边境是建州女真对财富的需求与明朝对女真朝贡的限制所致。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交往和朝鲜的主动接纳,反映出朝鲜竭力同明朝争夺对女真的管辖权。这种交往虽受到明廷的干预,最终以朝鲜、女真各向明廷贡马谢罪而得以了结,但这种关系的出现,充分说明明朝国力中衰,在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威信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