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时间的幸福绩效——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幸福不仅是个人的心愿,也是城市管理者的执政目标之一,因此,对于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通勤时间过长所带来的心理影响研究十分必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通勤时间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通勤时间对于个人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个人通勤时间的增加,个人幸福感也随之降低。通勤时间与生活满意度也同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也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通过进一步考察通勤时间负面影响的异质性发现,通勤时间对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差异,对于个人收入高、教育程度高、家庭收入高的居民而言,通勤时间所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重视通勤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交通效率。     

北京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宜居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2013年宜居北京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和北京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探讨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的空间特征,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一步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宜居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北京市宜居满意度总体良好,空间分布存在中心高边缘低的特征。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宜居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其中,丰富多样的服务设施、适宜的人口密度以及便捷的公共交通能够促进居民宜居满意度提升,而单一的土地利用和邻近商业中心则会降低居民宜居满意度。除此之外,城市建成环境对宜居满意度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同时建成环境对宜居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阶层中存在差异性,人口密度和服务设施多样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提升明显。     

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的多维度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逐渐成为城市包容性发展的桎梏。基于北京市典型低收入社区的实地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社会融合结构和现状进行探讨,并对影响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调查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合主要受到心理融合、经济融合、环境融合、社区关系融合4个维度影响,社区关系融合、环境融合、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表现出依次降低的倾向,且居民的社会融合总体水平偏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合主要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就业因素和住房因素的影响,不同维度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因素也有所差异。     

疫情期潍坊市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特征研究：与疫情前的对比

智慧城市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面渗透融入社会生活,变革了传统的人地关系,时间、空间和距离被高度压缩,重塑了居民购物活动及其空间指向。受新冠疫情爆发和居家隔离政策实施的影响,居民在线购物行为呈现出不确定性,其特征及影响因素值得深究。基于对潍坊居民的问卷调查,厘清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特征及其与平时的差异,进一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诠释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频率、费用和时长均高于平时;城市中心区居民的在线购物频率、费用和时长高于郊区,揭示出“创新扩散假说”在疫情期仍然成立。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认知和实体购物行为均对其在线购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在线购物年限更长、居住区位越佳的居民更倾向于在线购物。研究丰富了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的学术讨论,能为城乡零售空间的规划提供参考。     

成都城市公园游客忠诚度评价与提升策略

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结构方程模型,对四川省成都市的城市公园的游客忠诚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成都城市公园游客忠诚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同游客群体的忠诚度存在较大差异,即55岁以上游客对城市公园的忠诚度最高,低学历游客的忠诚度明显高于高学历游客,学生群体游客对公园的忠诚度最低,本地居民的忠诚度明显高于外地游客。最后,提出完善城市公园设施及配套、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丰富城市公园类型与功能等建议,促进成都城市公园可持续发展。     

成都城市公园游客忠诚度评价与提升策略

本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结构方程模型,对四川省成都市的城市公园的游客忠诚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成都城市公园游客忠诚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同游客群体的忠诚度存在较大差异,即55岁以上游客对城市公园的忠诚度最高,低学历游客的忠诚度明显高于高学历游客,学生群体游客对公园的忠诚度最低,本地居民的忠诚度明显高于外地游客。最后,提出完善城市公园设施及配套、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丰富城市公园类型与功能等建议,促进成都城市公园可持续发展。     

内群体交往对开发区拆迁安置社区居民社区感的影响研究——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X社区为例

开发区周边主要聚居着本地失地农民和外来普通劳动力,可能存在的内群体交往倾向会制约这两类居民间的平等、正常交往。为此,本文主要结合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X社区居民的调研,重点考察了内群体交往倾向对居民社区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区周边居民确实存在内群体交往的倾向,这使其社区感水平普遍不高;而归因于征地拆迁中的复杂矛盾,本地居民的群体的内部交往对其社区感有消极影响,但外来人口的内部交往因为有助于增强其适应新地方的能力,对社区感建构有积极影响。由此,建议既要促进两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也要关注本地居民之间以及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协调,以普遍提升其社区感。     

广州市低收入群体户外活动的时空排斥及其影响机制

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问题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时间地理学的兴起,居民时空间活动为探讨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排斥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文章引入“活动排斥”概念,构建了一套定量衡量居民活动时空排斥程度的指标体系,归纳出时空排斥的衡量因子,将对时空排斥问题从描述统计层面深入到排斥衡量与解释层面。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在活动空间范围与活动等级、丰富度等多个层面与整体评价水平存在差异,户外活动确实受到排斥。这种排斥现象受到受刚性活动时间及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的明显制约;居住社区周边的设施服务供给、邻里社交网络等因素分别作用于各个时空排斥维度。     

社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保障老年人口享有积极与健康的生活质量,提升其幸福感和满意度成为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论文基于问卷抽样调查数据,以合肥市为研究案例地,从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入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重点厘清客观建成环境、主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合肥市老年人对社区居住满意程度为比较满意,但不同个体属性的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明显差异,户籍、性别等特征老年人的群体差异最突出,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2)主观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81）,社区治安情况、美观程度、交通通达性与社区娱乐设施等感知特征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但客观建成环境要素总体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呈弱负相关性。(3)社区邻里交往对老年人居住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在综合考虑主客观建成环境要素、社会交往等因素后,除性别和户籍、学历和收入外,部分个体特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郫县红光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治理调查与分析

本文旨在通过对郫县红光镇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为提高郫县红光镇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环境治理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郫县红光镇地区内包括政府机构人员、公司职员、服务行业人员、师生、农民工、退休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等在内的几大部分人群,年龄从 18 岁到 60 岁的不同层次学历的群体发放问卷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郫县红光镇不同群体的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新闻关注度一般,各群体对郫县红光镇生态环境的认识在学历和行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基于人文主义场所观的城市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认知研究

本文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理念纳入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研究中,通过对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空间主体性的解析,透视出此类场所使用者的主体性价值观、感知、意象性以及活动时间、频次与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认知关系,继而总结出基于人文主义场所观的城市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认知结构,以期对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规划与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     

京津冀地区城市间行业工资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5-2012年京津冀各城市工资及其它社会经济数据,探讨了市场潜能、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制度改革等因素对城市间各行业工资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市场潜能对各行业工资水平的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②除消费性服务业外,各类产业集聚对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制造业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也已开始体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带动公共性服务业工资的提升,而公共性服务业缺乏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反哺;产业集聚对消费性服务业工资缺乏带动作用。③在控制变量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对工资水平的带动作用逐渐弱化;科技投入、人力资本对服务业工资水平的带动作用较高,而对制造业影响较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工资水平的带动作用仍未体现;政府市场干预能力的提高仅带动了公共性服务业工资的提升,而外向度的提升则仅对公共性服务业缺乏带动作用。     

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国内旅游一直是中国旅游的主要构成部分,对拉动内需、促进全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研究中国国内旅游消费意义重大。本文依据2001-200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的路径:提高城乡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合理制定景区门票价格、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加强旅游消费引导。     

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居民认知度研究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中公共场所和自然元素,担当着多种功能。而居民对城市绿地各种服务功能的认知度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和所处绿地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问卷对南京市居民绿地服务功能认知进行调查,从居民绿地服务功能重要性认知、服务功能感知两方面分析居民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对各服务功能的感知程度与其重要性认知结果大体一致,对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感知度低于其主观重要性认知水平;居民自身主观因素中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所处绿地数量和植物种类对居民的感知程度和重要性认知有显著影响。     

大型体育场馆对城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的影响研究——以国内三个城市为例

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备受地理学者关注。休闲体育活动是一种融合体育运动和游憩的休闲性身体活动。大型体育场馆作为城市重要的休闲体育建成环境,关注其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影响研究尚不足。基于三个城市大型体育场馆的居民休闲体育行为调查,本文探讨大型体育场馆对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距离场馆越远,休闲体育者到访越少;因交通网覆盖度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局部呈现多中心集聚衰减特征。②10 km以内距离集中90%以上休闲体育者,30 min以内时间最可接受。③家庭结构、场馆活动频率和满意度对到访时空规律影响不显著;年龄、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等对3 km以内影响较大;随距离增加,休闲体育偏好和机动化出行方式等影响显著。     

不同模式下城市郊区居民工作日出行行为的比较研究——基于北京与广州的案例分析

本文选择北京、广州的两个典型社区,分别作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居住郊区化"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主导模式"的代表案例,基于两个社区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比较两个社区居民的工作日出行行为,以此探究居住郊区化模式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在国内已有时间地理学研究基础上进行城市间直接比较研究的尝试。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居住郊区化模式为居民提供了较完善的活动机会与便捷的出行环境,但并没有避免职住空间错位;市场主导的居住郊区化模式无法提供完善的活动机会与良好的出行环境,居民日常活动高度依赖于内城。     

信息通讯技术对城中村女性居民活动空间的影响研究

21世纪以来,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飞速发展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居民日常活动时空特征的重构。本研究利用北京城中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首先,通过归纳城中村女性居民网络活动特征,发现具有年轻、未在婚姻关系内、受教育水平高、经济状况较好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女性是进行上网活动的主体人群。其次,运用计量模型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发现ICT不是居住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但能减小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空间的制约。此外,网络购物对实体购物的补充作用大于替代作用。随着ICT影响的日益扩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城市规划管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BLOCK,NEIGHBOURHOOD OR DISTRICT?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SCALE FOR AREA EFFECT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searchers show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of how a neighbourhood influences its residents. The crucial question is whether place‐related factors have an independent effect on individual life chances. This study examines adolescent development,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t further addresses contextual effects that emerge at different intra‐urban geographical scales by exploring spatial effects at block, neighbourhood and district level in Oslo, Norway. How does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t the three scales affect the level of futur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adolescents?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population? Is the impact of various population indicators similar or different across the three scales? A number of causal mechanisms, which operate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such as social interaction, shared social spaces, stigm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are discussed. The study has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and includes register‐ba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Oslo and a young target population.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two‐, three‐ and four‐level modelling. The results reveal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youth's futur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t all geographical levels and for all tested measures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area composition. The share of low‐educated neighbours seems to have the strongest impact. Contradictory to most other stud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st geographical level (district) has the strongest effect. This surprising result is tentatively interpreted to emerge from a combination of three interwoven mechanisms: the youths' extended activity spac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s (schools), and place stigmatization.     

郊区化背景下北京市民城市中心商业区的利用特征

通过微观层面上对北京市居民中心商业中心消费行为的调查,分析郊区化背景下城市中心商业区发展现状,通过市民对城市中心商业区利用特征及其所反映的中心商业区发展问题来认识城市商业空间的变化。虽然城市中心传统商业区仍然在北京市居民消费中保持着重要地位,但是其购物空间已经表现出逐渐向迅速发展的近郊商业区转移的趋势;同时,随着新业态的迅速发展和私家车的普及,中心商业区将面临越发严峻的挑战。     

城市高收入阶层生活方式与生活意识调查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城市居民中已经出现高收入阶层。本文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对大城市高收入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识进行研究。从调查样本的工作观、社会观、未来观分析高收入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意识,消费、投资以及保障意识,并进一步划分价值观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