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乡村病”的科学内涵、形成机制及调控策略

“乡村病”是指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乡村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乡村发展系统与周围环境互动失衡导致乡村发展系统失去了自适应、自调节能力而导致乡村发展受阻甚至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现象。“乡村病”的成因包括乡村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制度与政策因素、技术因素等。“乡村病”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以及由其扰动形成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产生,其产生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以及“重城轻乡”政策等所构成的制度与政策约束。最后,从制度与政策创新、城镇化与乡村化协调均衡发展、村镇建设新格局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乡村病”的调控策略,为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科学决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认识和理论研究基础。     

泰国“变性女性”生存延续的地域性基础

无论泰国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变化，各种身份的“变性女性”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鲜明要素。在对其进行地域性基础的综合解释中人文地理学被赋予更多期望。本文回顾了“变性女性”地域性研究从生物学向社会学的演变，选取19名“变性女性”样本进行情景自传式深度访谈，开发出社会和产业2个影响范畴及其对应的6个主题：父母关爱/新浪漫关系、学校小群体特征、职业自我开发、旅游国际化、旅游地高收入非正式经济、女性主导模式，正面展示了泰国“变性女性”生存延续的地域性图景，将其归纳为一种社会和产业共同作用下的“程式化重复行为”概式，基此透视了人文地理学视阈下的时间主义内涵，即固定程式的强大作用及与时代相关的持续性，程式化强于变化。     

移动地理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基于文献分析

移动性是21世纪人文地理的研究热点和重要议题,它体现了空间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属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中心命题,其中心性突出体现在它与其他传统和新兴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的交叉。本文以表格为工具梳理了地理移动性的研究理路,发现移动地理与其他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共同聚焦的核心是：时间地理、旅游地理、行为地理的“时空行为”问题,政治地理、社会地理的“权力”“平等”“权利”问题,身体地理的“具身实践”“感官体验”问题,情感地理的“地方依恋”“身份认同”问题,想象地理的“地方感”问题,道德地理的“空间道德感”问题。本文识别这些关键问题为移动地理的“核心要素”,搭建移动地理的框架和体系,指出探查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和不同时空移动类型的转化机理是未来移动性的研究方向。根据移动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强度,构建了包括日常移动、旅游和旅行移动到永久性移动在内的地理学移动性连续轴类型,并探索了移动地理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水—社会领域视角下的国际河流治理

国际河流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属性使之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议题。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分析容易陷入“领域陷阱”，难以充分呈现中微观层面的多元主体互动以及权力结构和自然要素的相互塑造过程。本文在政治地理学辩证性和关系性的思维基础上，介绍“水—社会领域”概念框架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国际河流治理中的运用。该框架从权力—空间关系的视角出发，包含多元尺度、多维空间、关系网络和领域建构等分析维度。研究认为，国际河流治理是领域（再）生产的过程，水资源是治理过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然与社会具有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将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领域”运用于水治理研究中，重新建构本体论和认识论，对国际河流治理的地缘关系解析具有独特的地理学价值和意义。     

地缘战略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兼具改善地缘环境和拉动对外投资的目的。然而，现有研究较少采取地缘战略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投资数据，通过整合政治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比“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增长更快，说明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但是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结合和制定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策等有参考意义。     

“场域-行动分析”视角：贵州西村农民的旅游抗争

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卷入到旅游开发浪潮中，围绕旅游而发生的抗争日渐增多，这里称之为“旅游抗争”。旅游抗争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中国地方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提出“场域-行动分析”这一新分析视角，破解“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两种分析模式内蕴的“行动-结构”、“个人-社会”和“主观-客观”二元困境，将“结构-制度分析”化约为“场域”，具体分为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将“过程-事件分析”化约为“行动”，具体分为行动的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径。在该理论视角的关注下，本文对贵州西村旅游抗争的缘起、策略、演化路径及后果进行了完整叙事，为抗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重构了二重性分析范式。     

面向美好生活的“诗意栖居”——旅游情境“家”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面对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背景和学术界“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动态，本文回顾和梳理了旅游情境“家”的渊源流变、理论视角、研究内容，并进行评述与展望。结果表明：旅游情境“家”具有多元性和杂合性，包含物质和精神两层涵义；该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学科视角、多文化背景、多类型案例、多层次内容等特点，在概念、理论、内容、方法等方面有待提升；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丰富“家”的旅游学内涵、探讨休闲旅游的生活意蕴、剖析“家”的精神文化内容、促进研究手段与方法多元化。     

关于我国核电发展与设立核电站布局“禁区”的思考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核电站近十多年来呈现出大规模发展的态势。认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需要在全国部分人口与经济密集、大中城市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核电布局的“禁区”。渤海沿岸是国家的政治核心与经济枢纽，渤海及其附近区域核污染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本文着重分析了渤海沿岸地带核电站发展的情况，并且认为渤海沿岸地带应该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核电“禁区”，根据我国核电站发展的态势，建议在“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对近十年来的能源政策进行调整，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家利益，审视其可行性与合理性。在“核电绝对安全”的神话一再被破灭的情况下，重新调整核电发展方针，实行总量控制乃至逐步减少。     

一“鲜”难求？地方流动对可持续饮食系统的影响机制

可持续饮食系统的研究愈发受人重视，当前从关系主义视角的研究，偏重于与食物前向关联的“身体”，忽视了与食物后向关联的“地方”。本文选择福建省罗源县为案例研究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罗源饮食地理的变化情况，旨在探究地方流动对地方饮食系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罗源从“海味、清鲜、笋糟、非标准”的闽菜系主导的地方饮食特征变为多元菜系并存的标准化饮食特点，原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新鲜”变得一“鲜”难求。该变化是由工业化、城镇化造成的“去地化”结构性因素与乡贤回家投资、三峡移民饮食跨地方迁移等“再地化”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本文提出地方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个体的差异化感知，不能用生产—消费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来替代个体对“可持续”的具身感知认同。     

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     

网络社会视角下的城市意象理论辨析与规划应用

在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网络社会进阶中，移动互联网支撑城市环境的即时共享与未来愿景，非在地的空间感知生成元宇宙类现实/虚拟的城市意象，网络媒介叠加于建成环境主/客观作用的传统经验感知，形成感知拼贴、地方再构、时间重叙、认知分异的意象特征。研究通过梳理互联网语境下的城市意象研究，揭示网络社会背景下城市意象的先验式建构过程，发现了意象节点偏离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峰值区域的一般规律，并归纳了互联网环境下城市意象研究的图片、文本和轨迹等应用素材，以丰富人本主义城市设计理论。     

社区居民参与城市会展业发展的社会交换关系研究——以广州琶洲村村民为例

广州的琶洲地区是广州会展业的代表符号,琶洲村是会展业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典型城中村。本文以琶洲村村民为例,从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视角解析会展业发展过程中居民的社会交换关系。研究显示:①城市会展业成为社区重要的社会交换关系变量,社区经济对会展业的依赖性增强。②在会展业发展过程中,外来者的进入打破了原来社区交换关系的均衡与稳定,社区参与交换关系的网络呈多元化特征;社区居民之间的内部交换关系发生了变化,正经历竞争与分化的阶段。③社区居民不满足现有的外部交换关系,表现出对更高层次交换关系的热切期盼。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

非正规住房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现象。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大量村庄被纳入城市并以"城中村"的方式成为我国城市的非正规居住空间。"城中村"非正规住房作为规划外的住房发展方式,在承担特殊的住房供应职能的同时带来各种环境、经济、社会和管理问题。论文在梳理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发展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制度—市场—社会的视角剖析"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并运用"结构—能动性"理论总结"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形成演化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管治方向与措施。     

南京市区活动空间总体特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人作为信息化的主体,随着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设备的日益普及,人们在网络中遗留的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大规模"痕迹"成为重要的研究数据,并开始被地理学者广泛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借助新浪微博,引入位置服务签到大数据分析南京市区活动空间的总体特征通过与基于城镇人口的空间等级对比研究发现活动空间等级的依赖与极化并指出信息时代下距离的二重作用是导致空间极化的最主要原因。     

住房制度改革对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影响

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住房制度改革后,城市居民可根据自身社会经济特征和消费偏好,选择居住区位和住房与邻里质量,住房选择行为相对自由化。商品房的开发在住房制度改革后得到鼓励,房产商在政府宏观调控指引下,自主选择投资区位,建设不同层次的住房和邻里,以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居住需求。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工龄的职工在享受房改房的机会明显不同,造成享受者和未享受者住房条件的差异,从而形成居住分异。公共部门的干预使得住房类型构成多样化,出现了经济适用房、房改房和廉租房等资助房,与商品房并存;种种约束条件使得社会群体在不同类型住房中分布并不均衡,形成居住分异。     

THE VIRTUALIZATION OF URBAN YOUNG PEOPLE'S MOBILITY PRACTICES: A TIME‐GEOGRAPHIC TYPOLOGY

A time‐geographic approach, including time–space diari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aily use and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among a group of Swedish urban youth. We identify individual variations and nuances in ICT‐based practices in our respondents' social and spatial contexts. Using individual cases and detailed time‐geographic trajectories, we demonstrate how daily communicative actions – physical and virtual – are combined and integrated. From this we identify four ideal types of mobility practices: (i) home‐oriented, heavy Internet users; (ii) physically mobile, heavy mobile phone users; (iii) physically mobile, heavy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 users; and (iv) home‐oriented, rarely mobile people (virtually and physically).     

信息通讯技术对城中村女性居民活动空间的影响研究

21世纪以来,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飞速发展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居民日常活动时空特征的重构。本研究利用北京城中村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首先,通过归纳城中村女性居民网络活动特征,发现具有年轻、未在婚姻关系内、受教育水平高、经济状况较好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女性是进行上网活动的主体人群。其次,运用计量模型探究ICT影响下的城中村女性居民的活动空间,发现ICT不是居住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但能减小女性休闲娱乐活动空间的制约。此外,网络购物对实体购物的补充作用大于替代作用。随着ICT影响的日益扩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城市规划管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基于手机APP的居民线上行为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南京中心城区为例

智慧社会时代,线上服务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深刻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及出行方式。论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等多源数据,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居民在居住区空间基础上的手机APP使用特征,进而总结了休闲娱乐、网络购物及日常服务三类APP的使用强度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休闲娱乐、网络购物与生活服务等成为居民高频使用APP类型,不同年龄段对APP类型存在偏好差异;(2)三类APP高使用强度集聚区与城市中心分布基本吻合,主要分布在商业集聚区、大型居住中心以及大学、景点等周边小区,遵循技术扩散假说,不符合效率假说;(3)不同年龄段使用强度城市分布热点存在差异,另保障房类型居住区其使用三类APP使用强度偏低。     

多情境下城市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以北京不同住房来源居民为例

近年来,居民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已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话题。然而,已有关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研究中,缺少对于居民活动情境的社会分异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时间地理学中对人类活动的情境嵌入性与情境的不同维度的相关理论,以北京清河街道为例,分析不同住房来源居民在日常情境、地理情境和社会情境下的时空间行为的社会分异,尝试从多个情境维度拓展对时空间行为社会分异的理解。研究发现,市场性住房居民“朝九晚五”的活动特征明显,活动同伴选择外向性突出;单位性住房居民职住相对接近,在社区空间内分配时间最长且活动目的多样;安置性住房居民活动较为分散,地理情境与社会情境都呈现出“家庭内向性”特征;保障性住房居民非工作活动的“滞后性”明显,对社区空间的时间分配总体较低。除住房来源因素与个人社会经济因素外,建成环境因素对于居民对社区空间的使用有显著影响。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探索了一种专门适用于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思路与方法,提出“五等级+八阶层+三视角”的分析框架。主要过程为：①以职业身份为基础划分为八大社会阶层;②基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情况归入到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并赋分值;③选取适宜的空间尺度构建城市社会阶层评价区;④提出一种平均社会阶层水平（ASC）、社会阶层区位熵（LQSC）、阶层差异指数（ISC）的计算方法,并综合评价各社会阶层区的平均社会阶层、主导社会阶层、内部阶层差异特征。将该方法应用到广州市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社会阶层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异;不同社会经济等级人士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指向;不同评价单元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各异,且与平均社会阶层水平趋势相反。该思路可为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的空间化研究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