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国时期,灾荒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灾民之众,为历史所罕见。据国民政府的官方统计,仅1912年至1937年的26年间,重大灾荒77次,平均每年达3次之多。民国时期的灾荒特点是：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与应对

民国时期,安徽省各种灾荒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荒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有灾必有荒,灾荒损失惨重以及天灾与人祸相互交织等特点。灾荒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面对严重灾荒,政府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互补短长,在灾荒的应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民国时期甘肃省灾荒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甘肃省灾荒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本文通过已有的论著和论文主要从整体上把握灾荒史对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民国时期甘肃灾荒与社会经济专题研究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民国时期甘肃区域史的发展,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形成原因分析

河南省与四川省、陕西省并列为我国近代灾荒最严重的三大区域,这种与同期中国其他省份相比较而言,发生灾荒频度高、受灾面积广、灾荒危害深的局面与河南省的自身情况有关。这不仅表现在与河南省的地形地势、气候特点、河流分布及森林植被等自然因素相关联,而且更与民国时期河南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诸多社会因素密切联系。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救治(1927—1937年)

民国以来,频繁的灾荒使农村处于破产的境地。1927—1937年这一时期,安徽灾荒连年发生,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面对灾荒,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使救灾程序和救灾措施逐步规范化。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等,使灾荒救治的成效不大。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救济问题

民国阶段赈济形式主要包括急赈、调粟、工赈和除害四个方面。急赈是一种纯粹的治标措施,也是灾害发生后最急切、见效最快的救济方式,亦是历代灾荒发生后统治者惯用的救济措施。急赈主要包括赈谷、赈款和施粥三种方式。调粟也是历代统治当局在灾荒发生后经常采用的措施。民国时期每遇灾荒政府也沿袭这一方式。调粟政策一般包括移民就食、移民垦荒和平粜三个方面。工赈顾名思义,即以工代赈。工赈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赈济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因而被认为是最合科学原则及最实用的救灾办法。相对于政府的救灾而言,民国时期社会义赈的表现则尤为突出和可贵。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问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民国时期汉口市政改革概说

80年前,在国民革命风暴和北伐战争洪流之中,武汉区划建制由分治而归于合一。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汉口、武昌、汉阳合为京兆区,定名武汉。4月16日,武汉市政委员会宣誓就职。4月18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统一了三镇行政建制。下面这组文章就是为了纪念80年前这个有意义的日子。[编者按]     

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

灾荒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基于灾害学、灾荒经济学理论和历史文献记录,本文对中国古代的灾荒理论进行了初步概括,从古代灾荒概念的变化、灾害类型划分和灾害等级评价等几个方面勾勒出中国古代认识灾害、减灾防灾的基本思想体系。     

民国时期的军事派系

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连年混战,闹得民不聊生,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派系多,各系军阀为了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即使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直至逃离大陆止,派系斗争也没有停止过。     

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教育研究述评

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形态。自民国始,学界对社会教育表现出极大热情,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1949—1977年间社会教育研究受挫,1978年开始复苏。到目前为止,社会教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应有的重要地位仍未被充分认识。梳理并评述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教育的有关成果,可以提示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

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的时期,学术界也不例外。就传统的史学、金石学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在我国西部探险式的“考古”活动,以及西方考古学思想、成果、方法等在中国的介绍,中国传统史学和金石学研究受到了强烈冲击,一些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

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和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对事实的梳理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明显改观,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民国时期西安交通运输状况初探

民国时期 ,尤其是 192 0年以后 ,西安地区交通运输状况开始逐渐改善。通过民国时期有关档案资料 ,对民国时期西安交通运输的整体状况进行再现 ,客观反映了西安当时的交通运输状况和交通在西安现代城市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对当今西部城市的开发有一定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的安徽人口

民国时期安徽人口发展的总特点呈补偿性低速恢复特征。安徽人口政区分布不均,地域分布的密集点,以长江沿岸为首,依次为淮河流域、江淮丘陵、皖西山区、皖南山区。民国前期,人口省际迁移数量甚微;随着工业发展,大批农民迁入城镇,尤以迁入安庆、芜湖、蚌埠等城市为多。民国时期,安徽人口的职业结构中,从事农业的居首,其次是从事商业和工业的。     

民国公民宣誓登记制度研究

宣誓是孙中山先生一贯坚持的正心之道,其后继者亦往往将这一制度视为整合民心的法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了塑造其政权的合法性、扩大其统治基础,隆重推出公民宣誓登记制度。这一制度是对宣誓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又与当时流行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有着某种联系。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限制,该措施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渗透与整合的失败,也是近代国家转型步入歧路的重要表征。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交通建设与分布

民国时期是西北地区交通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对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北交通事业发展的历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     

试论民国时期广东家谱的编修特点

家谱作为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初就已开始受到新思潮的冲击,但家谱的编修并未因此停止.民国时期家谱的编修仍不绝如缕,广东地区的修谱活动就十分活跃.骆伟先生编著的《岭南族谱撷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海内外各主要公藏单位所藏岭南籍姓氏谱牒2332种,179姓,其中民国时期的谱牒有近700种,约119姓.     

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探析

民国时期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30万人,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就移民类型而言,主要有屯田和经商形式的经济型移民、党派成员和由于主政者偏好形成的政治型移民以及军事型移民三大类型.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改变新疆人口的分布态势、巩固边疆稳定均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