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样式雷诰命碑》简说第五代“样式雷”及其后代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成就

《样式雷诰命碑》全名“《蟠龙纹‘奉天诰命’额雷景修及妻尹氏诰命碑》”,是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第五代传人雷景修诰封碑,原存于样式雷家族墓地,后被北京市海淀区博物馆征集收藏,现借展于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文章以在展《样式雷诰命碑》实物为研究依据,通过其上记录和反映的信息进一步研究样式雷家族、样式雷与清代皇家园林关系、中国传统造园艺术及成就。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存世皇家园林

公元1368年的秋天,当常遇春和徐达兵临大都城下时,他们不知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已经携家眷逃跑,留下一座空城……公元十世纪初,石敬瑭曾为一己私利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失去天险后的中原步兵不得不用自己的身躯筑起抵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血肉长城。而这次,经历长达四百年的不稳定后,中原政权重新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元军撤退,所幸大都未遭严重破坏,改名北平。而明朝认为这位放弃了坚固城池的元朝亡国皇帝“顺应天意”,所以调侃他为元顺帝。     

北魏皇家园林营建考述——从侧面看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

北魏时期是皇家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皇家园林的营建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此时皇家园林的地域分布由平城转移至洛阳,景观布置摒弃了以往宏大、粗犷的风格,愈加倾向精巧、雅致,同时,原有的狩猎、祭祀活动也日渐减少,而游宴、听讼活动不断增多等方面。北魏时期皇家园林发生的转变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清盛期京城西郊皇家园林空间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清盛期京城西郊皇家园林是康、乾二帝通力创作的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康熙帝营造西郊第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畅春园,是为了满足其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和居园理政的五大治国功能要求。可推定康熙朝畅春园是由畅春园居园、西花园、西厂三个区域组成,占地达5千亩,而西花园又包括西花园居园、圣化寺和御稻田。乾隆帝全盘继承皇祖康熙帝治国造园思想,扩大并完善了康熙时期的京城西郊皇家园林,至乾隆中期,京西皇家园林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占地超过京城：东起京城连畅春园之御道,西至香山静宜园、健锐营,北沿清河、圆明园护军营、十方普觉寺,南沿长河与南旱河之间地带达京城西城垣,畅春园、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泉宗庙、乐善园等诸多居园,均以园中园的形式并存于乾隆朝京城西郊皇家园林之中。因而判断清朝盛期的皇家造园实绩,宜避免囿于传统私家园林的“园墙”之见,而应移情于多民族、多语言的泱泱大国之圣王君临天下的视角。     

谁的园林最美-园林：中国文明的另类尺度

建筑大师童窿曾道：“中国园林是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对于中国园林来说,实际的需要倒在其次,托物言志才是重点。因此园林最能反映造园者和园主人的“个性”。江南的文人、北方的官宦、岭南的商人……在这个舞台上,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共同撑起了长达数千年的“园林大戏”。     

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园林立体绿化施工技术分析

社会的不断发展让人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管理问题,并且对其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化推进过程当中,海绵城市在其中的建设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从概念的角度来看,海绵城市指的是顺应自然发展需求,合理对城市土地进行开发管理的一种建设方法,能够通过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形成人与自然共存的一种优化状态,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城市的生态功能,具有防止径流污染、预防内涝灾害、控制水生态破坏方面的作用。本文选择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作为研究的对象,将其运用到园林立体绿化的施工现状当中,结合施工情况提出具体的施工策略,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可参考的举措。     

沉醉江南——常熟园林：诗意生活的积淀

我看到的常熟,有宽袍大袖的悠然,有茶盅香茗的温润,有水袖轻舞的柔媚,亦有湖光山色的开阔与假山园林的闲适。常熟的小桥流水,是一坐下来,就能感受到的洇泅水气,是一闲下来就能邂逅的江南烟雨,是一呼吸就能粘濡到的糕点甜香……亦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怀念与追思。在这样一个阴阴的有些许雨丝落进眼睑的下午,远离城市的喧嚣,只身躲进游人罕迹的竹林,点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水,在某一个亭台或水榭间,静寂枯坐。     

夜阑卧听风吹雨——中国园林之西风东渐

1794年,当马嘎尔尼使团未能完成外交和商业目的离开大清的土地时,使团的另一个任务——了解“真实”的中国（包括土地、人民和自然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随着使团成员的日记、著作、绘画的陆续面世,西方世界的人们以往对中国那些浪漫的想象逐渐被破除。在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之前,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来了解中国。     

真实的想象空间——《世界遗产在中国·苏州古典园林》导演 宗平

踏上苏州这片土地的时候,我被各种私家园林所感动。不是因为高大,不是因为精致,而是有一种情怀开始苏醒:我可以触摸过去的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不是官方文本中的,而是几百年来曾经生活在这一片片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一种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

祀天是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核心,统治者通过祀天向全社会展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定的人间与自然世界的终极秩序,并由此演绎出现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规范。这种活动透射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明人眼中的"天"是独一无二的至上权威,这种抽象之天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符号的形式,凌驾于一切自然与人世存在之上,是一切人间制度、伦理、行为的终极尺度。与此同时,在明人祭祀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天"之意象的复杂性,有时会显露出自然的属性或者人格的属性。明朝皇帝、士大夫群体以及普通民众因身份和祭祀目的的不同而对祭天礼仪有各自的解读,这些解读构成明人宇宙、社会观念的重要内容。     

奋战上海200天——忆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央上海工作组

1976年10月6日,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得知这一消息后垂死挣扎,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暴乱”,在这一紧急关头,中央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未成年人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少儿图书馆

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重视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素质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此,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保证未成年人全面素质和谐发展,不仅是学校、家庭的职责,同时也是作为未成年人“第二课堂”的少儿图书馆所面临的新课题。     

景观塑造、文化建构与环境变迁——以明清以来兰州“八景”变迁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八景”是基于地域自然环境与文化的景观塑造和意象表达,不仅反映了区域环境的特质与变迁,也是地方精英表达乡土认同和思想的重要手段。明代以来,肃藩移兰带动了兰州城市建设的兴起。以肃王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通过景观书写,塑造了兰州城市的地域形象,兰州“八景”开始成为兰州城市意象的文化表达。清代陕甘分治后,兰州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沿用至民国的“八景”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兰州城市建设的加快,古“八景”中的一些景观已不复存在,在地方文人的推动下,兰州“新八景”的评选凝练出新的城市形象表达。历代兰州“八景”的塑造,不仅是知识分子对地方景观的建构与认同,也反映了兰州地域社会生活及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     

龙的联想……——《中华龙故事》序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龙及龙文化已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海内外华人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但是“龙从何处来,龙往何处去,龙为何物？”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李树德先生的《中华龙故事》为此做了有益的探索和解说,值得一读。     

虔诚与忏悔——两个“文革”亲历者的心灵史

王国祥执意要把最上面的一颗扣子也扣上,17年军旅生活留下的印记,还包括拍照时的习惯性立正。外套上别着的12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军功章红得耀眼,拍照前一天夜里,他和老伴儿来回比划,看这些像章怎么别会更好看。他的左手边立着一张翻拍的老照片。那是1968年的他,身穿解放军军装,身上别满了毛主席像章,就连军帽上都是。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百年冰心的大爱人生

冰心老人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00-1999）。她崇高的品德,在早年是以作品中纯真的“爱”哺育着小读者,用圣洁的“爱心’’托起祖国的明天!晚年则以忘我的“大爱无疆”的高德境界,无私无畏地施惠于社会!诚如老人所言：“我只希望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少一些人间不平。’她在晚年,不顾年事已高,仍然以饱满的热情进行创作,笔耕不辍,时有新作问世,如同新花开放于老树,好似彩霞燃烧于晚天,迎来了她一生创作中的又一个高峰。晚年的冰心,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地呼吁搞好教育工作,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她一生淡泊名利,崇尚节俭,将自己的稿费和积蓄,不断地捐献给“希望工程”和灾区人民。     

铁浆已固，挽歌长存——浅析短篇小说《铁浆》中的传统、现代与人的命运关怀

在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如果取其横截面加以研究分析,“传统”、“现代”与“人”的关系,必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命题。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传统”与“现代”是人们不断面临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明、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代表着过去的历史习俗的演变与积淀,而现代的文明、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生活方式,却象征着即将到来的时代与潮流。人处在这两种悖论的冲突中心,一直担任着复杂的角色,而人的命运在这两种力量的交锋下,也显得无奈与身不由己,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与关照。     

梅州地区的风水与环境观——以围龙屋、现代住宅、坟墓为例

笔者从2D05年6月至2007年5月在广东省梅州市做了几次田野考察,收集到关于“风水”的不少信息。许多人类学家曾经提出,《葬经》等文本（text）上记载的风水术跟当地（context）的风水术并不是一样的,而是把当地的环境观结合起来形成新的面貌。所以,日本的人类学家研究风水时倒是特别关注与当地的环境观结合起来的广义上的“风水”。我在梅州地区考察的时候发现,99％以上是汉族人口的该地区也有跟当地的环境观结合起来的“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