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茅”有传人，“永初”酒飘香

赖世强是一个不太象“老板”的民营企业家。如果只看他那随意的穿戴和朴实的谈吐,为人的谦和,很难把他与拥有数千万元资产的“老板”联系起来,正如贵阳话说的“真人不露象,露象非真人”。但他的的确确是“老板”,不仅有省政协委员头衔,还是资产不菲的永初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我无关的生活

办公室附近有一栋建筑,墙上趴着一只比一面窗还要大的大龙虾。据说里面是个上海菜馆。有时候坐公车堵在路口,正好看见那只虾,虾那边有几个字,“逸”“品”“堂”,边上还有几个小字,“黄”“永”“玉”。我就想,这老板跟黄永玉是怎样的交情呢？想象了一番他们谈笑风生的样子、黄永玉提笔写字的场景。     

稀有姓氏的死与生

“死”、“骂”、“难”都是姓氏,“你”、“我”、“他”亦是姓氏,不过它们和许多古老姓氏一样,大都消失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使用过的姓氏有两万多,但今天专家的研究结果只有7000多,而其中亦有不少姓氏已经或正在变得稀有。稀有姓氏会死吗？与此同时,在我们身边,又有一些崭新的姓氏诞生出来,也相当稀有。姓氏,不只是古老的文化,足否也会成为当代的新文化？     

为100元酬劳捅人？

1月初,湖北媒体报道了一则“万元雇凶,层层转包”的新闻。经济纠纷久拖无果,襄阳的一位杨姓老板出资万元,找人教训生意对手。万元资金经4人转手,“朋友”托“朋友”,17岁少年陈某拿着弹簧刀冲了上去,还认错了人,在生意对手儿子的屁股上捅了两刀。最终,他得了100元。     

泥土·脚印·范用

“文革”期间,范用在一次批斗中被打断了肋骨。他到医院求治．坐在诊室外等候,此时．传来护士的高声大喊：“饭桶!”没人应答,护士再叫：“饭桶!”范用猛然醒悟．想到可能是护上把“用”字看成了“同”字,连忙大声答应：“有!”屋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有人能起这样的名字？     

和李志坚一起下乡的日子

我和李志坚在一起工作将近30年,对他的德才、为人处事比较了解。李志坚先后跟随蚌埠地委、宿县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工作,他的德才深受赏识。1966年他被派任宿县县委第一副书记,可他还没来得及赴任,“文革”爆发了,宿县地委主要领导被批为“走资派”,他也没能幸免,被扫地出门,准备下放农村。     

莫当“好好先生”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徽在同别人谈话时,无论好与坏,不管是与非,总是说“好”。一天,有人问他：“你好吗？”他答曰：“太好了。”有人难过地对他说：“我的儿子死了。”他也回答：“那太好了。”他的老婆因此批评他：“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才告诉他的伤心事,你怎么还是说好呢？”     

叶舟同志的故事

叶舟同志（1916—1995）于“文革”前从西村铸管厂调来广州市化工局任副局长,那时我在局技术处工作。大家都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干部,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挨过整,从西区区委书记降级安排到此。由于他不分管技术。业务上很少接触,在会上或其它场合,见他和别的局领导不一样。他不摆领导架子,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平易近人,从未见他对任何人或事发脾气。有一次,局派他带我去北京参观全国科技成果展览会。住在民族饭店,谈到延安的整风运动。因为他是从香港去延安参加工作的,被作为特嫌审查、批斗。我联想到在50年代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本是典型的南下干部,只因为原籍是广东而挨整,     

国民党军中的“迷信”将领

“雨人”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东方盖世太保”的戴笠以冷酷、残忍、狡猾著称。戴笠一生做事严谨小心,在某些方面还很“民主”。但就是这样一个“戴老板”,却拥有一个极端“迷信”的性格,并演化成其自身名副其实的“死穴”。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论章太炎的经史观

章太炎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期的代表人物 ,其学术思想富有特色。就经史观而言 ,他的“六经皆史”说与近代启蒙思潮、新史学思想相结合 ,对前人成说有质的突破 ;在此基础上 ,他所形成的“征信”论相对于当时的“疑古”之风 ,他治学的“求真”精神相对于前人的“求实” ,都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他以新史学方法治经 ,运用社会学、逻辑学等方法解经 ,则体现了方法论上的贡献。     

酒士孔融

孔融是一个名士。他身世显赫,为孔子二十世孙,七世祖官至太师,父亲担任过太山都尉;他本人自小聪慧异常,被视为“神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孔融让梨”故事就是他缔造的;16岁时,因藏匿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他和兄长孔褒争着顶罪,一时名满天下,并被视为“义士”。     

文史选萃

陈赓的“人情味” 陈赓被公认为是一位有“人情味”的军人。即便对“你死我活”的敌人，陈赓也表现出其有“情”的一面。有一次，战役结束后，陈赓带部下视察战场，身边的一个战士踢了一脚阵亡的国民党士兵，陈赓十分愤怒，说：“他已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你怎么还侮辱他？”其人道精神可见一斑。     

他们都没犯“偶语罪”

何满子有一篇文章《朱元璋惩“偶语”》。(见《五杂侃》)文中说：“朱元璋不但以文章罪人,也实行秦始皇的‘偶语者弃市’的苛政”。他先举一个例子：朱皇帝微行京都,听见一位老妇人“密呼”他为“老头子”,于是就龙颜大怒,“即令籍没民家甚众”,罪名是犯了“偶语罪”。为了提高读者对偶语罪的识别能力,何先生又举了两个例子,虽与朱元璋无关,但却都罪涉“偶语”。     

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大家。他的“史意”说对当下文化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一,文化史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应当走“圆而神”而非“方以智”的发展之路;其二,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方面,文化史研究特别要求“独断于一心”,不拘一格、法无定法;其三,文化史研究并非在对象范围上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专史畛域分明,因此,其撰述必然在内容上与上述诸专史有所重叠,甚至重复。但这样的重叠、重复,恰恰是体现文化史家“史意”的精彩之处;其四,文化史研究要避免“馆局纂修”的弊端,提倡“独断”之学,提倡个性化研究。     

差生逆袭？

据《法治周末》报道,参加了同学聚会的沈童很感慨：当年的“差生”同桌,如今已是老家三家网吧、两家宾馆的老板,而自己上学时成绩优异,如今却事业平平,“我有点儿疑惑当初自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学习上到底值不值得。”近日,“差生逆袭”、“学霸失落”话题,在网上引起热议。你怎么看？     

藏北之行

“不喝酒就不要到西藏来”！精瘦、干练的眉山籍周老板一声吆喝,让我这个在眉山市出了名的“辜大侠”震憾不已必叫苦不叠,被在西藏闯荡了十五年的周老板所染上的藏族汉子的豪爽气魄所镇倒,乖乖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知道,在西藏这样的地方,老乡见老乡的滋味是啥样,这种情感是一般的人难以理解的。当晚,我在一群眉山籍朋友的热情款待中豪饮、痛饮,     

香港“社”事

上回说到我在“社”（即妓院）带女,虽然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但已经见到不少光怪陆离的事情。我工作的“社”是在油麻地佐敦道宫涌区,由一个叫棠叔的主持,他是帮会大佬,“新”字头的,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很少被雇用,只不过刚好我会一些英语,对招徕那些外国水兵很有用。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特载、专记与大事纪略

“特载”源于报刊和年鉴,“专记”源于旧志杂记,“大事纪略”源于志书纪事本末体。上一轮修志尚无“特载”体载出现,“专记”也不多,而“大事纪略”体载则有几本志书予以实践,并得到方志界的重视与赞同。续志出现“特载”、“专记”的体例设计,也有个别志书予以实践,从其形式与内容看,“特载”与“专记”没有“大事纪略”的体载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