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唐末五代以来,抚州金溪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其中蕴含着彰扬孝烈的教化性文化资源、宣扬仁政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世祖中后期,献利之风盛行,金溪利用该故事躲过了赋银危险。此后,在持续的银赋紧张感推动之下,二孝女祠祀不断被巩固和规范,金溪县人还在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影响之下,力争使二孝女进入祀典。但是,因元代一般不加封非祀典之神、此祠祀少有巫鬼色彩而缺乏广泛的民间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二孝女入典归于失败。这一祠祀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     

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赵克生

明清时期乡贤祠祀的演化主要从乡贤祠祀规制、管理体制与地方人物祠祀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动三个方面展开,在明清王朝政府主导下通过两种模式达致的。一是直接的制度供给,从附学令渐次实行到雍乾管理体制形成,呈现纵向的、递进式的特点。一是通过调整地方人物祠祀系统的内部结构,经由改变或添加其他祠祀而发生功能转移,从而改变了乡贤祠祀对象与激励目标冗杂多样的情况,呈现横向的、交互性的特点。     

明清两淮盐场社会民间信仰的整顿

<正>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加强对民间思想钳制,巩固皇权,实施拆毁淫祠行动。所谓“淫祠”,即“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不在朝廷祀典之内的都应当予以取缔。两淮盐场社会在明中叶以前崇佛尚道的信仰十分盛行,如安丰盐场“里俗家庙多祀神佛像”,王艮在服膺儒学后才于正德十二年（1517）“撤神佛像,祀祖先”,〔弘治〕《两淮运司志》中鲜有宣扬儒家思想的祠庙,地方文献中也多以“事佛尚鬼”“信巫尚鬼”等文字概括两淮盐场的主要风俗。加强民间信仰整顿成为明清时期两淮盐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清代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学宫乡贤祠事件探析

正明清时期,学宫之内一般都设有乡贤祠,所祀人物为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的地方先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所谓父祖享祀乡贤祠,乃光宗耀祖,门楣有幸。但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清代一些地方乡贤祠出现"祀非其人",遭致乡绅抗议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后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清代广西地方志的荒政思想与灾害文化——基于边疆治理的视角

受到荒政意识与边疆治理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尤为重视祥异、水利、仓储、祠祀等条目的书写。“天人感应”是清代广西地方志祥异条目的核心思想,修志者将灾害解释为“上天示警”,以此提醒地方官员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受到荒政思想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着重强调兴修水利、广建仓储对于防御灾害的重要性,并结合水源利用与仓储运作的实际情况指出相关问题,以期本地官民予以重视,及时改善。清代广西地方志的祠祀书写,体现出灾害文化与方志纂修的密切互动。清代广西修志者重视灾荒问题的书写,对于荒政思想的传播、灾害文化的建构,以及边疆秩序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     

《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

河北元氏的《封龙山颂》和《白石神君碑》透露出当时社会神秘主义信仰在山川神崇拜方面的重要信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人有关五岳的意识。碑文所见封龙山“北岳之英援”说及白石神君“气通北岳”说,都体现出元氏地方封龙山、白石神君祀所和秦汉北岳之祀之间的特殊关系。从现有资料看,秦汉时期的北岳很可能是指今河北中部的恒山,而山西浑源的北岳祠祀兴起稍晚。《封龙山颂》所谓“遭亡新之际,去其典祀”,似乎暗示大致在王莽时代,传统北岳祠祀内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优出常典:明代乡贤专祠的礼仪逻辑与实践样貌

明代乡贤祠祀系统是由乡贤祠与乡贤专祠组成的双轨制体系。乡贤祠是合祀,属于一种常规典礼;乡贤专祠则是特祀,用以祭祀杰出乡贤,是常典之外的特殊典礼。不同于乡贤祠的地区分布均衡、规制统一,乡贤专祠在全国分布极不均衡,建祠模式、运转方式等复杂多样。作为王朝政教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乡贤专祠必然承载着政治教化的使命,但地方士绅、乡贤后裔往往在乡贤专祠的政治教化意义之外赋予其另外的意义,表达他们的诉求,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故明代乡贤专祠的发展、乡贤文化的繁荣,其背后交织着多种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深刻影响了明代乡贤专祠的建立、维持等实践状况。     

《朱子家礼》与明清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实践——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家礼》是明清地方社会礼仪实践的基本依据,但它对4种礼仪的具体影响则有差别。通过地方志文献分析《朱子家礼》改造珠江三角洲丧葬礼仪的效果和困境可以看出,借由地方官员和乡里士人的共同努力,《朱子家礼》改变了民间一些违礼的习俗,比如火葬和用鼓乐等,但却无力撼动"作佛事"和"信风水"等"异端"礼仪因素。民间丧葬将《朱子家礼》作为正统象征,但在实践上却融合佛道等仪式,形成一种复合的礼仪模式。这种融合的背后,是民众面对死亡的复杂心态,既有对亲人离世的哀伤,又包含着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儒家礼仪过度强调哀伤情感的表达,却忽略了民众安度亡魂的情感需求,这是佛道教在丧葬礼仪中始终能够发挥影响的深层原因。     

唐代柳宗元“罗池神”形象与神话述论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病逝后,柳州百姓自发地为其立庙祭祀,尊为"罗池神",并由此衍生出诸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这些尊神行为没有触及儒家的礼制,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默许。但柳宗元贬官的身份以及唐代严苛的地方祠祀政策,使其只能以"民间之神"的身份存世。同时唐后期政局动荡,中央对地方的文化控制力大为减弱,也使得柳州的"罗池神"信仰得以保存延续。     

礼为俗用：功能导向下“礼仪文体”的流变

“礼仪文体”是指在各种国家礼仪和民间礼仪实践中被使用的文体形式。“礼仪文体”因礼仪需要而产生,以服务礼仪实践为根本目的,具有显著的应用性、展演性。明清时期地方家族组织在举行祭礼时,多选择使用《仪礼》《家礼》等儒家礼仪经典“请神来享”的祝文。20世纪80年代以降家族重建,其祭礼所用祭文虽然也重视文体传统继承,但文本内容呈现出多元叙事特征,而展演形式亦具有与时俱进特色。从礼与俗的关系视角看,民众运用“礼仪文体”,既受到礼仪传统框约,又基于现实需求而予以调适,已经形成了新的礼俗表现形式,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礼为俗用”传统的当代延续。     

泉州府文庙乡贤专祠录

<正>泉州府文庙旧有乡贤祠,在明伦堂之东(址今华侨大厦内),宋泉州知州真德秀创建。初名"忠孝祠",仅祀唐义阙林攒、宋皇城使苏缄二人,以后泉州地方忠臣孝子相继入祀。明嘉靖三年(1524)改称"乡贤祠",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计祀乡贤197位。     

唐代孔庙释奠礼仪新探——以其功能和类别归属的讨论为中心

释奠礼仪建立于魏晋时期,主要用来显示幼帝或太子的知识和人格的养成,因而与帝位传承紧密相关。在五礼体系中,这一礼仪有时属于吉礼,有时属于嘉礼,总体上还是偏向于嘉礼。到了唐代,除原有的孔庙释奠礼仪外,还建立了武庙释奠礼仪。孔庙释奠礼仪的功能和归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前期还有皇太子主持孔庙释奠礼仪的一些实例,到了晚唐,已经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了。在唐代,随着常祀制度的巩固、孔子先圣地位的重新确立、从祀制度的建立和州县释奠礼仪的开展,儒家学术传统的仪式化呈现成为孔庙释奠礼仪的重心所在。此外,孔庙释奠礼仪明确成为吉礼,并且与武庙释奠礼仪构成吉礼中独立的一类。中华帝国后期孔庙释奠礼仪的基本面貌由此确立。     

论藉礼仪式兼及《良耜》等几首诗与藉礼过程之关系

本文依据《国语·周语上》所载藉礼仪式祀典 ,主要考察了藉礼仪式的过程 ,即准备阶段和藉礼仪式阶段 ,并对藉礼仪式做进一步的划分和说明 ,在此基础上 ,对藉礼仪式的用乐进行索考 ,以为《诗经》中《良耜》等五首诗与此仪式有关。最后对藉礼仪式的目的即“教敬”、“劝农”等作了相关的论述。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徽州宗祠的遗存情况与民俗文化特征

徽州宗祠是徽州礼制建筑类型中反映社会思想意识最突出的代表。明清时期,祠祀建筑兴起大量营造之风,最本原的起因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当时不但在都     

明清翰林院祠祀韓愈考

明清時期,韓愈被尊爲翰林院土地神。韓愈雖未曾任翰林官,但其文在明初受帝王和翰林院推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地位在此時奠定,且韓文有當時詞垣所重視的＂清廟明堂氣＂,故而於明代作爲土地神祠祀於翰林院中。同時,這一祠祀也與其在明初被仙化爲神有關。受翰林院祠祀韓愈的影響,清代中期以後,民間亦將韓愈作爲土地神崇拜。     

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明清之际粤东大埔县白堠村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巨变,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以及变迁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