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新史学”的特立独行者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但后来成为风尚的中研院史语所的治史模式,实与梁氏的设想大相径庭。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属于另一种"新史学"范型。虽然对"新史学"的理解言人人殊,各人的史学实践也不尽相同,但力求创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史学范型,则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而"新史学"自当由众多学者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这期间,吕思勉先生对"新史学"的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因此,本刊邀请有关学者,围绕着吕思勉的史学以及相关课题展开研讨,希望能引起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学者的关注,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武化运动初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于对新文化运动偏向与不足的反拨,以及对国势衰弱、饱受欺辱现状的担忧,学者们提出中国的"武化"问题,主张在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提倡新武化运动。新武化运动提倡的内容包括改造军队、提倡尚武习气、进行军国民教育、加强国民体育锻炼,等等。由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回应,新武化运动的讨论不断深入。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前历史热背景下的公共史学初探

当前中国社会兴起了历史热,公众对于史学知识需求加大,作为传统的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通俗史学有着许多弊端。在此情况下,借鉴美国公共史学运动的经验,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史学概念,力图在历史热的背景下,提倡公共史学,促进史学的普及化。由于通俗史学的弊端,未来通俗史学必然会被公共史学"兼并",成为公共史学中的一部分。当然,公共史学在美国发展完善,但在中国刚刚起步,还不完善,但未来史学普及化的趋势是向公共史学转变。未来史学普及化的承担者将从传统的通俗史学转向公共史学。     

美国“新史学”的先声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往往把美国的鲁滨逊及其名著《新史学》视为"新史学"的代言人和宣言书,认为他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事实上,新旧史学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早在专业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新史学"即已发出了先声。鲁滨逊及其《新史学》实际上是"新史学"渐入高潮的一个标志而已。     

评南高师的史地学研究

南高史地学派是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会员之统称。他们与传统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 ,注重史地之学 ,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故而传统见解将他们定性为保守的或者守旧一派 ,与北大新文化派之“新”相对立。就治学而言 ,南高史地学派并不守旧 ,且与北大新文化派颇多相似之处。新旧的简单对立 ,无疑掩盖了南高史地学派的真实面目     

论英国革命成因研究的史学演变

英国革命成因问题是英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关于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流派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英国近现代史学的演进趋势,从克拉伦敦伯爵为首的保王党史学到以休谟为首的托利派史学以及以马考莱、伽狄纳为首的辉格派史学,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修正派史学,历史学本身的质疑特质在英国革命成因的史学演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评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集中反思文化转向对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引领这股修正思潮的那些学者,尽管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但他们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主旨,即希望修正文化研究中不曾为人意识到的保守立场。从总体上来看,这种修正思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实践史学",倡导者既有史学家,也有以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1)"实践史学"着眼于人的行动,分析人如何实践性地利用     

学衡派的史学研究

学衡派的史学研究张文建二十年代初,与新文化运动者相对抗而颇有声势的学街派,表现出文化上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们在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们以《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维护传统,慎择西学＂的宗旨下,发表了许多学...     

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很可能只是朋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没有绝对新,也没有绝对旧。本文重新解读的林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传统评价将他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并不是历史本真。真实的林纾,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并没有刻意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     

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

一全球史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以宏观视野为特色。①西方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从初期的"兰克学派",到后现代的"碎片化"史学,对宏大叙事历来比较排斥。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史鸿篇巨制作者威尔斯、汤因比等名噪一时,但都未被视为史学"正统",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终究有限。而全球史不同,若从威廉·麦克尼尔1963年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算起,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与东省文物研究会

<正>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科研"这个词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极陌生的。但是在西方,"科研"早已经成为人们的学术传统,因此当中东铁路带来了大批的学者,似乎就注定这片土地也会成为他们的"科研"对象。他们一踏上这片土地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因为这片土地陌生、宽广,似乎有许多值得研究开发的领域。     

近年日本对中国史一些问题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近年有重大进展。《史记》、《汉书》等经典史籍的研究仍是一大重点,并且有新的创见。学者认为史学思想上的“华夷”的内涵,是随着历史与史学的发展而变迁的。历史分期问题不但是历史的也是史学的根本性问题。有的学者提倡重视全局性、关键性重大历史课题之研究,发挥史学严肃的社会功能。主张把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与全局上予以考察。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史学南派”: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其中,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多被视为南方"旧学"的重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该校史学系的师资结构大有调整,学术风格也有很大变化。但在这些变化的背后,系内主要教授都存"史学南派"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源于初始期间的"疑古/信古"或"科学/人文"之争,而更多地落实在"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上。"学派"的分际更多地表现本学科欲在学界独树一帜、与他人立异的层面上。同时,现实权力之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兰克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境遇

马克思受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曾对兰克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后经苏联学者的进一步发挥,兰克被定格为反动派。马克思的兰克评语早在1945年即已通过苏联学者的论文译介到中国,但最初似无影响,至1960年代初借助各种译著的传布,始被中国史家所熟知,深刻影响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1958年开始中国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的史学革命,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为了更好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1960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密集译介兰克的资料,有些史家积极批判兰克,但所凭借的文献多为二手著作,很少有人直接阅读兰克作品。进入"文革"时代,兰克话题已然进入禁区。     

章节体的引入与近代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近代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学者揭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要求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主张用新的史书体裁来反映时代的新变化和新内容。同时,从戊戌变法开始,新式学堂在中国出现,要求编纂新式历史教科书以适应新式学堂的需求。章节体史书便应运而兴。     

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

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物史研究取向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