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提秀斯改革新论

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的提秀斯改革与雅典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关系。提秀斯大约是来自南希腊的一支希腊人的首领,在击败阿提卡原有居民的联合抵抗后,把当地贵族分子迁居雅典城,从而实现了阿提卡诸地方公社的初步“统一”或联合。针对泥沙俱下的“所有外来人”,提秀斯做了适当安排,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必然引发的大规模激烈冲突。这样,一支数目较多、势力较强的外来人通过“改革”,以武力的方式强行定居雅典。此后,“外来人”比较顺利地加入雅典居民的社会组织,进而成为雅典公民,似乎逐步成为一种惯例,直至古典时代。这是雅典民主制产生和发展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提秀斯改革虽对阿提卡原有居民的社会组织产生过一定影响,使散居阿提卡的诸公社初步联合起来,但决不是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更不是国家组织取代氏族部落组织过程中的决定性一环。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两颗璀璨夺目、交相辉映的明珠。雅典演说家艾索克拉底说过:“我们的法律是大众的利益,并且对于人道的生活具有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就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初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许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为足球走天涯

加盟中超后，阿内尔卡“足坛流浪汉”的名号愈发响亮，喜欢在顶级豪门间转会的伊布拉莫维奇则演绎着吉普赛人的另类神话。     

从雅典妇女地位看其民主政治局限性

有关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议论颇多。笔者试图从妇女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一民主的局限性。古代雅典“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处境,可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这种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民主从根本上无广泛性可言。伯利克里时代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然而,恰在此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落到了极点。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绝缘,不论出身如何,没有资格享有与男人等同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男性公民可为所欲为是这种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中的“半边天”——为数众多的女性倍受歧视,发达一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比较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常提出如何对比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这个问题,今就其主要之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城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不相同。无疑,民主政治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公民智力的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高度评价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说:“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底比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演变——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界

关于伯罗奔尼撤战争的研究，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诚然，雅典和斯巴达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理应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诸如底比斯、科林斯等次等强邦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一员，在战争前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变化，将引领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乃至整个希腊城邦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再认识。     

希腊的“自然哲学”和“逻辑学”

希腊哲学的标记是“自然哲学”,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模式是“逻辑学”。希腊哲学的大背景是地中海明,它的繁荣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密切相关。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是人类必须的,无论唯物或唯心的合理部分都是人类智慧的瑰宝。     

对“雅典式”教学法的理解与探索

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教育工作申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作为一名教师,如何增长自己的学识、丰富’自己的阅历、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不负教师职业的使命成为始终不变的需要为之探索和追求的命题。2011年9月,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在“以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知识学习为裁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再次提出新的理念——‘雅典式’教学法的植入与创新,并于2012年在全院范围大力普及。下面,笔者将结合该教学理念的内涵,对“雅典式”教学方法及其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如何应用展开探讨。     

《西安历史地图集》序言

《西安历史地图集》序言崔林涛西安（古称长安）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与雅典、开罗、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西安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生息繁衍在这里。新石器时代,“半坡先民”在此建立部落。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西...     

鲜花、颜色如何用来起义？

前一阵,因对政权贪污腐败、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高涨等问题的不满,突尼斯人群起上街,推翻了总统奉·阿里的政权。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这场变革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它被媒体与前几年在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爆发的“颜色革命”、“花朵革命”相提并论。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外邦人(Metics)是解读雅典城邦社会形态的重要载体.古典时代,雅典的开放和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由于雅典公民的重农轻商意识和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外邦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奥运“义工”袁熙坤

在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中,都曾在景观雕塑方面留下过有形的“奥运遗产”。还记得雅典奥运会上那场空前完美的开幕式中的雕塑展示,它曾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其包含着与"雅典中心主义"的差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一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舆论和历史支撑。     

英雄与民主——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剖析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种种现象,说明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作用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揭示古希腊宗教和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防范英雄观念。这种观念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贯彻,具体表现在雅典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笔者认为,这种对英雄的防范意识和做法充分体现了古典时代雅典人的政治智慧。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这种民主制度和规则的产物。他们遵守这种制度和规则并为之受难。     

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

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寡头制是民主制的对立面和死敌,雅典政治史是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史。然而,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继承了古风时代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僭主才是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人的话语渠道不断地流传与再造,演变出一系列关于僭主的想象,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

在古典时代,提秀斯在雅典广受崇拜。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存在较大区别,是古典作家改造的结果。古典作家的现实考量,不仅在于学界常强调的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于将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种路径,反映出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是雅典国际、国内环境综合影响的产物。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试论雅典的外邦人

雅典的外邦人(Metics)是研究雅典城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外邦人既有别于雅典公民和奴隶,亦不同于一般的外来者。与公民相比,外邦人在雅典的司法实践中被严格地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并不具有任何特权;而与奴隶相比,外邦人在经济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弥补了其政治权利上的缺失。外邦人这一独特的身份,揭示出雅典城邦具有开放与排外的双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