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一万年”何以变成“八千年”

中苏公开论战经历了一个波折起伏的复杂变化过程。在论战的高峰时期,毛泽东先后提出了答复苏共对中共攻击“要十年规划”、“要准备论战二十五年、一万年”的打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苏论战的重视程度。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     

1964年罗共调停中苏关系始末（一）

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论战期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担心中苏关系破裂,进而影响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曾居中调停,劝说中苏停止论战。罗马尼亚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3月,罗党派团来华调停,希望中苏停止论战。中罗两党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对罗党的尊重,     

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代国际共运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斗争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详情请读《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是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者。这场论战不仅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苏论战对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作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对我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七会赫鲁晓夫

邓小平一生中八次到苏联,其中七次都是与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打交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党逐渐产生分歧,进而在60年代演变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党关系的中断和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为加强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邓小平往返于中苏两国,以其聪明的才智,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苏论战中,邓小平作为中方主帅之一,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

中苏结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把对方作为战后合作伙伴的首选;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一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突中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总之,中苏同盟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尽管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中苏结盟的过程看,这种无奈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同盟破裂的隐患。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 ,对中苏分裂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 ,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是自 2 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所知道的胡志明与中苏关系

正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出现分歧,继而展开大论战。之后又将矛盾扩大到国家关系,进一步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国际共运的分裂。当时美国侵越战争正不断升级。对越南及其领导人胡志明来说,如何对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分裂,又如何同时争取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有力支持,是十分敏感和棘手的问题。     

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曾发生过激烈的大论战。中共认为,以苏共及意共陶里亚蒂为代表的各党,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苏共和意共认为,毛泽东和中共则是"教条主义"。为此,中共及意共曾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进行交锋。十几年后双方握手言和,那场辩论不过是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详情请看《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文。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商务机构撤销问题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按照中苏贸易互惠协议,苏联政府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地建立了商务机构,从事贸易管理事务,为中苏友好和双边经济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随着60年代中苏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中国在"伊塔事件"后采取主动措施要求苏联关闭其驻新疆、黑龙江等四地的使领馆,并撤销了苏联驻华商务机构,使双方关系更趋紧张。苏联驻华商务机构的撤销是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双边贸易额急剧萎缩的必然结果。     

1960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

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一事件被赫鲁晓夫视为中共进行的“反对苏共的分裂活动”,     

浅谈文化和历史传统差异对60年代中苏关系产生的影响

60年代发生的中苏对抗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并且严重激化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涉及到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论战,中国党内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潮,中苏两党关系史上的矛盾纠葛、领土争端和边界武装冲突的影响以及政治体制和领导人个人因     

珍宝岛事件与中共九大

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中苏关系史专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提醒人们：“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指此间两国围绕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展开的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关系必然产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响。总的来看,两国能够从反法西战争大局考虑,着眼于最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无法消弭的,并影响到抗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共问题的影响。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从中苏结盟到中苏谈判(1945年),中共问题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两国关系,以至造成两国关系的曲折。我们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抬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但也要反对忽视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这一期间中苏关系的实际。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往一直保持平静的边境地区也开始出现紧张局势。有鉴于此,中方主动提出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却被苏方拒绝。一直到1964年年初赫鲁晓夫发起新一轮的"和平攻势"后,苏方才接受中方建议,开始第一轮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纠葛、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也未能签订任何协议,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过,在两国交恶的情况下,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所取得的经验为两国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