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万里来看你

去年夏天,我去了一次上海。我的工作不导致任何出差,我也不喜欢旅行。我去上海,只是为了见朋友。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从美国来上海开会。临时起兴,机票几乎没打折,这让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个浪漫     

道路,风筝,罗兰·巴特和灰烬计划

对上海,我曾经写下过许多和我并不相关的文字。一座舞台般的空城,街上阒无一人,房子陌生。我梦中看到的上海永远如此。的确有点刻意,连潜意识也中了毒。1998年写《老上海》,最先是图片诱发了我,观察、援引、讽喻紧随其后。我在图片里倘佯,竭力修改梦中所见。那时候,许多人迷上了“上海考古学”。我觉得我有必要同他们划清界线。一年以后,我在《地图与肖像》中徒劳地辩解道:我写上海,“不是出自热爱,或不合时宜的怀     

我所亲历的民国时期平民教育

正我是航天部的退休研究员。1931年12月,我出生于上海郊区的南翔,小学和初中也都是在上海齐鲁学校上的学。1946年我初中三年级时,曾在陶行知开办的上海武训学校(原称上海社会大学)听课。在学校里,我有机会见过几位老一辈教育家,如晏阳初、陶行知、邰爽秋、梁漱溟等,还曾经多次听过老先生们讲课。这些老一辈的教育家献身于平民教育事业的精神曾深深感动了我。1949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电子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原来学校的老师李士钊、臧克家、孟秋江等有来往。     

我在香港做电影导演

1946年冬,我因剧本《嫦娥奔月》中有影射蒋介石的内容而激怒了上海当局。上海警官学校学生剧团的一位负责者(他本人是剧中演员)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你一定赶快离开上海！” 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在一个星期之前,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的朱旭华先生经我的好朋友唐瑜兄介绍,从香港专程来上海;奉总经理蒋伯英先生之命,邀我到大中华去做导演,并指定我导演自己的舞台剧《风雪夜归人》,当时我觉得可笑,回答他说:“我连电影厂摄影     

半世香港情缘

香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出生在浙江上虞,父亲在上海读完大学、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全家就搬到上海。这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1937年暑假,我小学毕业正准备考中学时,“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人开始占领上海。我们全家除父亲外都躲避到老家上虞的乡下去。我进了上虞的春晖中学。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朱自清、丰子恺等都在那里教过书。日本人打到浙江后,我随全家又回到上海,并继续在上海的中学读书。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度过的。     

背包走天涯——我的上海之行

也许是受张爱玲小说的影响,或者是关于上海滩的电影看多了,虽然与上海没有特别的故事,但上海却成了我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直都想去看看。也许时下的上海滩早已寻不见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半点风情,但我还是执意背起行囊,踏上了上海之旅。     

百感浩茫诗与画——怀念董欣宾

董欣宾逝世噩耗传来,我正在三门峡至兰州的出差途中,无法去上海向他的遗体告别,我恍恍惚惚,头脑失控,忘记了自己是在外地,仿佛乎南京,仿佛乎上海,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浮现于眼前,我拨通了上海的电话,嘱郑奇代为书写我献上的挽联：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上海深处

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我却从未上过“东方明珠”，也没有游览过城隍庙。事实上，上海的诸多招牌景点，我都鲜有涉足。对我来说，在上海光鲜、时尚甚至略显咄咄逼人的“大都会”一面孔背后，另有一片隐秘的温情之地。那才是真正吸引我的地方。     

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

1926年夏,我赴北京求学。未动身前,父亲和母舅一再嘱咐,要我途经上海时,一定去看他们的老友上海的龙积之和杭州的汪千仞。因为他们二人与我母舅是同科举人,汪千仞先生又和我母舅、父亲一同在广雅书院求学,交谊甚密。但自民国以后,他们始终没有再会面。所以借我此行,代表怀念之意。因此,我到上海之后,首先去拜访了龙积之先生,接着又到杭州拜访汪千仞先生。出乎意料的是竟以     

胭脂时代的巢和蛹

过几天,李山就要回美国了。可以想象,明年2月的某天晚上,我正陷在沙发里无聊地剔牙,随手翻着一本叫《像一块滚石》的回忆录,冷不丁桌上电话响了起来。"喂,"是李山慢吞吞的声音,"我明天回来了。"哦,我知道你总是惦记着回上海,你每一次回美国就是为了下一次回上海。你压根儿不爱上海,回上海就是因为你的画室在上海。当然你也可以在纽约弄一个画室,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是的,这个我懂。     

我在北大荒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正>我出生在艺术世家,外公是上海有名的“钟表大王”——亨达利钟表行的老板孙梅堂。我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我父亲毛铁民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曾担任上海市业余歌咏团体联谊会主席,先后筹建人民合唱团、新声合唱团、联声合唱团、新歌合唱团、红旗舞剧团等音乐舞蹈团体。组织过数万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星海、聂耳音乐会”“‘上海之春’音乐舞蹈会演”等。我母亲是上海乐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父亲在担任文艺会堂主任期间,开办茶室,成为文艺界人士的活动之家,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著名合唱指挥家、上海乐团团长司徒汉,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     

审理臧大咬子被害案

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臧大咬子被害案,轰动了上海和全国,各大小报纸都有报道,有些书店还出版了小册子。当年我任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推事,这个案子由我主办,我有责任把案情经过追述出来,为旧上海历史上这沉痛的一页做见证。 臧大咬子含冤而死 案件的被害者叫臧大咬子(原名臧咬臣,当时被误称为张大喊子),江苏盐城人,家贫,从13岁起就在上海踏三轮车为生。 案件主犯饶得立克,是美国海军“海伦号”军舰的伍长,服务于上海,是美国现役军人;共犯赖令奈加,西班牙籍,英国商轮“马立斯号”的海员,该轮当时停泊于上海外滩码头。 事情发生在1946年9月22日晚上。当晚赖令奈加     

赶快驾机飞过来吧!

台湾空军的朋友们： 上海是5月25日解放的,我在8月16日,由上海回到了北京。最近几个月来的国内大势,我想你们一定都很清楚的。我实在替你们担忧,国内大势已定．你们还等着什么？     

关于《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一文的来信

《纵横》编辑同志： 今年5月,我在网上读到贵刊2008年第10期所载张白怀等人写的《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文中涉及我的祖父程一中和姑姑程哲宣（时任方震小学校长）。1947年时,我虽然只有11岁,但他们筹办该校的整个过程都在我家（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进行,我曾跟随家中大人多次到地处闸北的方震小学参观,卜明同志也曾在我家养病……可以说我是当时最年幼的目击者,     

忆冼星海母子在上海

忆冼星海母子在上海何士德我是广东阳江人,遵照信奉基督教的父亲的安排,１９２９年我考入广州协和神科大学读书。出于对音乐的热爱,１９３１年我向亲友借了１００元钱,不辞而别的去上海考入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后来我全靠在几个学校兼任音乐教师半工半读。...     

来信

上海是有格调的上海是有格调的。上海真的是有格调的,无论是衡山路的富人区,还是下只角的棚户区,就连硕果仅存的老虎灶都是有格调的,硕果仅存的还包括曾经耳熟能详的好八连。缺少有格调的上海,或者缺少上海的格调,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就显得索然无味。寻找上海记忆多半从外滩开始。本期封面文章告诉我,今天的夜上海远比30年代要妖娆。     

电影百年忆访周璇

每当我想起电影《马路天使》的时候,耳边总先响起“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的歌声,不禁使我眼前浮现起访问著名电影演员、“金嗓子”周璇的情景。1957年5月,正是花香莺啼的季节,当时我是南京《新华日报》记者,正路过上海,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周璇的病好了,她的“金嗓子”重新歌唱了。于是我和《解放日报》的同行及新华社上海分社摄影记者杨溥涛等,并约了电影界、新闻界一行数人,驱车去虹桥上海精神病医院看望刚病愈不久的周璇。建国前,周璇在上海乃至全国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电影明星,因为婚姻问题受…     

点滴忆汉俊

汉俊是我先生李书城的胞弟1920年,我从家乡松江到上海念书,由父亲的朋友介绍我寄居在书城、汉俊的家里。那里是一所上海人称作三楼三底的房子,坐落在法租界三益里。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     

听前辈讲我外婆范惠琴的故事

我的外婆范惠琴,是位阿庆嫂式的人物,她生于1911年,卒于2003年。关于范惠琴的生平事迹,作为晚辈的我知之甚少,近闻当年同我外婆一同工作过的上海徐汇区离休老干部钱江同志还健在,于是,我在参加上海《大江南北》第24次联络站工作会议后,去拜访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