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张国焘

陈独秀和张国焘,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容忽视的两个重量级人物。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张曾为陈的学生,从此二人时分时合,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惊人的大戏。他们都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同因复杂的党内外斗争而被开除。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始终坚守信仰与气节,而张国焘则走上了背叛的不归路。详看《陈独秀与张国焘》一文。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恩怨合离

在中共历史上,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最终又都被开除出党。这就是陈独秀和张国焘。恩 １９１６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北京大学校门的学子。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只是通过《新青年》才认识了陈独秀。 张国焘无疑是崇拜陈独秀的。他不仅崇拜陈独秀的学识,更崇拜陈独秀的风骨。那是在五四运动中,当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再也不愿沉默。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６月１２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不幸被暗…     

王明回国吓走张国焘

他们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恩怨 张国焘和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特殊的人物.二人的人生轨迹交集甚少,仅在1928年5月至1938年4月,从莫斯科到延安,有过数次接触.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恩怨,并最终促成张国焘的叛逃.     

陈独秀与瞿秋白早期交往

陈独秀与瞿秋白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和那个时代许多进步的知识青年一样,瞿秋白是读着陈独秀的《新青年》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也和党内一些年青的共产党员一样,瞿秋白是最早批评陈独秀错误倾向的。他们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英年罹难,陈独秀盛年困厄,他们都走过一条坎坷、艰辛的人生之旅。     

周佛海日记透露的内心世界

1953年,包惠僧受毛泽东之命,写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回忆的结论是:毛泽东是“突出的天才”,包惠僧是“一个庸人”。那个时候,空气还不太紧张。包惠僧不经意间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他说:中共一大“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周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代理书记,并与李大钊并列!包提到这一段几乎被埋没的重要历史,对被盖棺论定为汉奸、同侪惟恐避之不及的周佛海来说,也不枉生前相交一场了。生活中的人际…     

热心提携与卖师求生——李大钊与张国焘的师生缘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李大钊则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图书馆主任。由于信仰相同,他们同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又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张国焘在1924年被反动军阀政府逮捕后,却出卖了李大钊。由于张国焘隐瞒了这段历史,所以李大钊在1927年4月英勇牺牲时,也不知道他所信任的学生出卖过他。     

中共创建初期的“小组织”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些党员针对中央局与上海地委的组织现状,提出强化纪律和规范组织生活的建议。这些主张相近者聚拢成团并进行独立政治决策,逐渐被党内冠以“小组织”之名。中共二大后,小组织籍国共合作问题“包围”陈独秀,致使陈独秀提出辞职。西湖会议期间,马林将小组织问题付诸全党讨论,维护了陈独秀的领导地位。随着党内反对小组织的批评声浪升高,为彻底解决该问题积累了主客观条件。最终。张国焘在中共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小组织随之消散。中共三大为吸取小组织问题带来的经验教训,首次确立了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组织原则,强调全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共成功化解小组织问题,对推动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和实践“铁的纪律”产生了深远影响。     

博古与张国焘的三次交锋

正博古(又名秦邦宪)和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们都曾受进步思想影响而成为爱国青年,接受过工人运动的洗礼,后来一度在中共中央担任要职,又都犯过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错误。不过,他们二人被历史定格在了不同的位置上——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分裂党、投靠敌人;博古则最终迷途知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陈独秀的后人们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陈独秀研究中,他后代的情况,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近20年因参加省陈独秀研究会的学术研讨活动,笔者先后与陈独秀的5位第三代见面交谈.通过和他们交谈,再查阅有关资料,现将陈独秀后代情况简述如下.     

张国焘奉命阻止南昌起义

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记载：“不知道是初几（1927年7月12日──引者）老鲍（罗廷）提议独秀和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威办党校。（第三国际）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常委，自此独秀不视事。”五个常委张国焘、李维汉是中共“五大”时当选的，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是新增加的。由他们担负了这个非常时期的重任。汪精卫反共后，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廷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张国焘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张沉痛地说：在此生死关头，…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主义"是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主要动力以及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观点和见解的总称。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独特、精到。而蔡和森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论陈独秀主义》[1]一文。     

论建党时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本从陈独秀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传播、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捍卫以及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三个方面,论述了建党时期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来信照登

贵刊2005年第6期1页《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一文中12页第三自然段，在认定“朱家骅确是相对最为适当的人物”之后的第7行末：“朱致陈三信中，有二信称张国焘为‘同志’，一信称张国焘为‘先生’，似也有意表明此项赠款系为官方所赠也。”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党问题上经历了从反对政党政治到成为中共党创始人的转变。由于他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和贡献,中共"一大"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对此评价认为",他创造了党,有功劳"。理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评价和深刻认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1年10月27日至29日,由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安徽省社联、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等6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召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5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数十篇.与会代表们着重就"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致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历史功绩.     

满洲里：国际交通线上的红色堡垒

内蒙古自治区的口岸城市满洲里,被誉为连接欧亚的“大陆桥”,在中国同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贸易往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曾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红色交通站”。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线。这条交通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许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大多由满洲里出境。从1920年至1937年,国际交通线存在的18个春秋中,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的人数无法统计,从各种资料查到的有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罗章龙、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柯庆施、刘仁静、王俊、王荷波、王维舟、伍修权、许光达、蔡和森、邓颖超等。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比较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李汉俊脱党原因之我见

《炎黄春秋》1996年第2期姚松蛟的《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功与过》一文中说：李汉俊脱党,“从客观上看,他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屡遭打击,以致消极而自动脱党;主观方面,李汉俊组织观念薄弱,性格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痼癖（李汉俊语）,与陈、张意见不合,又不能采取正确态度,先负气擅自离开党中央,后又不参加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生活,以致被党除名。”我看过一本名为《中共一大代表的结局》的书,该书对李汉俊是这样说的：1921年“一大”后脱党,1924年被开除。他所以擅离党中央,是因为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合。…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受到亲临该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严厉指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拉狄克之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并担任此次会议东方问题提纲和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陈独秀,针对这种指责和分歧作了四次发言。出乎意料的是,拉狄克置陈独秀的发言于不顾,在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前,竟然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之外,签发东方问题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补充文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继续向中共和陈独秀施压。陈独秀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毅然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充分显示出陈独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李达与中国共产党成立

正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今永州零陵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1919年7月,时在日本留学的李达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萌发了建党思想。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在送陈独秀离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相约建党。4月初,俄共(布)派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使者的身份率代表团来华。他们先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又介绍他们于这月下旬去上海见陈独秀,与陈商量建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