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省长张体学

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是一个与水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万里长江自西向东流经湖北26个县市;滚滚汉水从西北向东南跨越湖北13个县市。全省还有大小河流近1200条,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上干个,素有“千湖之省”之称。水是变化无常的流体,给人类带来的祸福参半。古往今来,管好流经湖北的长江和汉水,化害为利,造福于民,从来都是历届主政湖北的地方官年复一年都要面临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湖北省领导都在治水方面做出过贡献,而张体学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他曾撰写《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文章张体学门915－1973年…     

清代至民国南京内河水环境治理模式演变研究

清至民国,南京官绅在治水事业中的角色与作用,随着地方权力格局的转变而彰显出纷繁复杂的态势。治水模式不断变迁的背后,反映的是治水与政治局势间的转复因应关系。总体而言,国进民退是清至民国南京内河水环境治理模式的大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官督绅办,还是官督官办,政府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掌控整个局势。换言之,在地方事务运转的空间中,政府的角色其实从未消失,只是强时显性存在,弱时隐而不彰。     

南京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

民国时期的湖北地方势力以软弱、无能与分化为特征。建立强大的湖北地方势力是鄂籍精英的一贯追求。蒋桂战争爆发后,“鄂人治鄂”风潮再起。在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要人积极运作下,湖北政局在此后数月间冲突不断。湖北地方势力先后丧失鄂军根基与省内“剿匪”主导权,并发生大规模分裂。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仅能通过收编外省杂牌军组建在湖北的基干力量,未能如愿成为团结湖北地方势力的中心人物。湖北地方势力无法改变自身软弱、无能与分化等特征,难以成为维持湖北地方秩序的主导力量。继北洋政府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以强力干涉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为前提,在统治初期奠定自身统合国家的地缘结构基础。     

外祖父冯启钧与军政府高层的几次密谈

我的外祖父冯启钧,武昌首义前在湖北任巡警道。他是张之洞的亲信干将,直接参与了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事务。他在张的直接领导下主持湖北地方的警政,建立了整个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以及秘密警察网络,与湖北革命党多有交锋。     

楚剧表演艺术家张巧珍

张巧珍,国家一级演员,湖北地方剧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津贴,是湖北戏剧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陈丕显力推湖北工业学上海

正陈丕显系福建省长汀县人,13岁参加革命,毛泽东称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曾在上海、湖北两地担任主要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湖北工作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大潮兴起,他以开放的理念,力推湖北工业学上海,结合实际移植上海的先进经验,找到一条推动地方工业较快发展的路径,促进了湖北地方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长足发展。     

湖北书法篆刻古今谈

无论是古代、近现代,还是当代,湖北的书法、湖北的书法人,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都有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地方。     

汉剧传统剧目剧情精粹

汉剧是湖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从明末清初至今,约有300余年的历史。汉剧原名《楚调》,亦称《二黄》、《汉调》。明清以来汉剧不仅成为湖北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还流行于广东、湖南、陕西、河南、福建等省的部分地     

我国史前人类治水的考古学证明

治水是史前人类主要的社会活动,考古发现中的环壕、城址、堌堆、水井、水池、水渠等遗迹是人类治水的实物遗存,人类的治水活动始于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治水的主要方法是疏堵结合--修筑城池,城是人类治水的产物,在治水的实践中,人们发明了凿井、蓄水、排灌等技术.     

论历史地图的使用

一、空间性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地理环境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条件,但是一个重要条件,它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可以促进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过程,影响历史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如“古代汉族经济文化的根据地是黄河流域,黄河下游即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地方,经常有发生洪水的危险,齐桓公葵丘之会,为诸侯起五禁,其第五禁“无曲防”,就是禁各国专水利害鄰国,东汉明帝永平13年(公元70年)治河诏里说:“左隄(北岸)强则右隄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下游地方)”这两句话最足以说明黄河必须进行统一管理,否则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战国时白圭自称治水比禹还强,孟子斥责他说:“禹按照水性治水,以四海为壑,你治水以鄰国为壑,正是人们的共同灾害”,在割据局面未曾消灭的时候,名国自然要实行白圭的治水法,汉族一向有禹治水的神话,正反映着统一治河的共同要求,这种要求可以成为“促进国家统一的因素。”(注一)可见黄河这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

1921年7月至10月间爆发于湖北境内的援鄂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战争,战争的结局,直接影响了当时与后来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发展。 援鄂战争,首先是湖北地方势力和湖北人民,与鄂督王占元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也是湘军、川军、直军(吴佩孚)     

晚清末年湖北的水利与水政

湖北素称泽国，长江东西横贯，北受汉水，南纳洞庭，作为主要粮棉油集中产区的江汉平源，水高田低，极易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防洪治水始终是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首要内容。因此湖北政治之要历来以水政为重。晚清末年，由于江汉湖区堤炼的盲目扩张，河湖水道、水面屡受压迫，蓄泄关系遭到破坏而失去平衡。湖清渐平，枝河渐湮，水患因而日趋频繁。1889年冬，张之洞由两广调任湖广总督，适逢大水溃堤之年，饥民老弱妇女，匍匐于风霜泥途之中，号寒啼饥之声，实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为此，他在署理湖北的18年中，除大举兴办洋务新政外，还十分…     

张之洞署理湖北时的水利与水政

湖北素称泽国，长江东西横贯，北受汉水，南纳洞庭，作为主要粮棉油集中产区的江汉平原，水高田低，极易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防洪治水始终是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首要内容。因此湖北政治之要历来以水政为重。一晚清末年，由于江汉湖区堤烷的盲目扩张，河湖水道、水面屡受压迫，蓄泄关系遭到破坏而失去平衡。湖港渐平，枝河渐湮，水患因而日趋频繁。1889年冬，张之洞由两广调任湖广总督，适逢大水溃堤之年，饥民老弱妇女，匍匐于风霜泥途之中，号寒啼饥之声，实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为此，他在署理湖北的18年中，除大举兴办洋务新政外，还十…     

从古代中国看《东方专制主义》的谬误

魏特夫在他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谈论中国,把中国作为他的所谓“治水社会”“治水国家”、“治水专制主义”论的典型例证之一,认为中国从夏王朝建立起几千年来便始终是所谓“治水社会”、“治水专制主义国家”。本文打算从夏、商、周社会历史实际出发,批驳《东方专制主义》的这一谬论。     

湖北“竹溪县特产税款预借券”——罕见地方政府与地方武装纸币

正2013年3月,笔者在武汉收藏品市场集得一张"竹溪县特产税款预借券"壹圆券。此券于较早时发现于湖北十堰市竹溪县农村,系首次发现且仅此一张。按券面识别应为民国时期湖北县级地方政府发行的一种官方纸币。这张"竹溪县特产税款预借券"图案简单,尺寸不大,印刷质量不高。经笔者研究分析,该券历史内涵丰富,它不仅是竹溪县极少见的一种地方纸币新品种,还具有地方武装军用     

湖北“京山县京皂京东路购买汽车临时借券”——罕见京山县政府与商会纸币

<正>清末民初,湖北诸多城镇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商家或个人,曾发行过大量钱票,后经战乱及政权更迭等历史沧桑,加之地方政府多次收缴、销毁,以至至今能留存下来者十分稀少。与邻省湖南、江西和河南等省民间地方纸币数量相比,湖北属较少的省份。其中,由市县地方政府机构和市县商会发行的纸币,尤为稀少,因而成为民间地方纸币爱好者十     

湖北1980年的洪涝以及我对水灾治理的一些看法

一湖北的水利条件很好,而水害也非常突出。一是长江和汉江的洪水威胁。长江自西向东贯穿湖北,长达1061公里。长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江,自西北向东南到武汉汇入长江,在湖北境内长达878公里。湖北经济、文化发展的精华地区——江汉平原,是古代有名的云梦泽淤积而成的一个不完整盆地。从荆沙市到武汉市到武穴市的广大沿江地带,在大汛期间许多地方的江河水位高出地面3米至10米。汉江从襄樊市以下至武汉,汛期许多地方的江堤也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一旦江堤溃口,后果不堪设想。从1496年至1935年的439年间,有49年溃…     

评魏特夫的“治水社会”

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一本宣扬东方各国极权主义的理论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别出心裁地把整个世界划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社会,如西欧、北美和日本,其余部分则是治水社会。非治水社会的农业,由于靠“雨水灌溉”,不需要依靠人力组织大规模的协作,因而没有形成专制主义;治水社会主要发生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农业不能靠“雨水灌溉”,因而只能利用人工灌溉的“治水”工程来克服供水的不足与不调。治水工     

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

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设立湖北官钱局并发行官票,以推动货币改革。但由于国内印刷技术落后,伪造官票情况严重,张之洞遂向日本印刷局请求印刷钞票,首次订印成功后又多次续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辛亥之后湖北地方财政拮据,官钱局大量发行官票导致通货膨胀。吴佩孚主政湖北时再次向日商订印钞票,但其计划曝光之后,遭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中日关系,限制吴佩孚发展,也要求中止印刷契约,最后湖北政府不得不取消钞票印刷契约。钞票印刷事件的日趋政治化,反映出了不同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众,中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