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父老不认卖国贼陆宗舆

浙江海宁县公民于本年（1919年）六月十一目在该县城隍庙召开公民大会,到者数百人,有倡议为陆宗舆立卖国贼碑者（以陆系海宁人）,群众响应,当时掷捐银钱,以为立碑之资,事随成。记立碑三处：一在海宁大东门外钱塘江边占龟塔旁,一在北门城关,一在城隍庙外东墙下。     

再论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处并非小白山——与马孟龙先生商榷

康熙《皇舆全览图》所标示的"土门江色禽",是反映穆克登定界结果的重要标识,可说明穆克登立碑处位于长白山东南麓,而不是小白山。马孟龙先生讨论立碑处之所以出错,一方面只选取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撇开了其他,史料运用产生偏颇;另一方面被史料中的错误信息所引导,如将"行五日始到立碑处",理解成"行五里始到立碑处",导致地理方位的错认;所持的小白山立碑说,实际上并非指小白山,而是指北胞胎山。另外,根据洪重孝有关英祖四十三年(1767)立碑处距离长白山一日程的不准确发言,得出碑尚在小白山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据此前一年徐命膺的《游白头山记》(1766),他亲眼目睹碑位于天池东南岗下十里,说明碑址在长白山东南麓,而不在小白山。     

定边县唐凹村长城碑考实

定边县学庄乡唐凹村一带发现的明代长城工役石碑,是在陕西省境内发现的第一块明代修筑长城的工役碑。该碑已遭破坏。碑体左上角、右上角均断缺不知去向,右下角以及下缘也断裂无存。因此,碑文已不完整,残存文字也有数处漫漶不清。但碑文的左右上下轮廓线局部尚存,据此推定:原碑文呈竖行,自右向左排列,凡11行;每行有26字,共286字。现存碑文可辩者181字,漫漶不识者约59字(封二)。由于原碑记文不全,有关立碑的时间、所载长城工役的内容已不能直接得知。本文拟就此两点试作考证。关于立碑时间。碑文第一行仅存“岁次丁丑”四字,成为判断该碑年代的唯一根据。可是,明代丁丑年有五,即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     

泰山唐代双束碑与武则天

泰山唐代双束碑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重新移立于岱庙东碑廊中,这是唐代在泰山上所立碑中唯一遗存至今者(泰山大观峰上的唐玄宗《纪泰山铭》摩崖刻石不属碑类)。此碑原立在泰山脚下的岱岳观内(己圮,遗     

沈从文为警备队长书丹

湖南省芷江县文物馆内珍藏着一块长2.07米,宽1.05米,厚0.1米,青石质地而价值非凡的石碑,这是沈从文先生一生第一次为人书丹立碑,并且是他青年时期惟一留世的书法真迹。这块光彩熠熠的石碑无疑是后人研究沈从文先生的书法和早期思想的活档案。整块碑文共641字,正文591字,标题为“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石碑落款处刻着“潭阳(今芷江)邓其鉴撰文;渭阳(今凤凰)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沈从文原名)篆额”。立碑时间“民国十年(1921年)岁次,辛酉二月谷旦。”石碑记叙了警备队长段治贤不平凡的人生简历。段治贤,黔阳人,生于光绪五年十…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属厚葬之制的墓前立碑,也在禁断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禁碑”。碑禁导致了墓志的盛行,但是,公元3—6世纪每当皇权不振之际,士家大族往往擅自立碑,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梁朝时,武帝好古尚文,朝廷大立碑石,吏民有所奏请,亦许私家立碑。梁朝的私家立碑在朝廷的管制之下盛行起来,化解了禁碑与立碑的冲突。隋朝明确规定依官品、名望听立碑碣,禁碑时代于是结束。     

在罗布泊湖心为父亲陈宗器立碑

立碑的事发生得很偶然。2000年,深圳一家广告公司突然托人找到我,想请我去罗布泊拍公益广告,担任艺术顾问和主角。出发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听见身边的导演给乌鲁木齐打电话说什么立碑的事,一问才知道,他们要带一块刻着“永远的罗布泊”字样的碑进去,已经安排人去乌鲁木齐做准备。     

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

明代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科举考试文物资料。立石时间距开科时间的近远对其文物价值有一定影响。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有相当一部分无立碑时间,或立碑时间模糊,甚或立碑年月不真实。利用撰《赐进士题名记》的大臣所署职衔订补立碑时间是一种很重要而且有可操作性的考证方法。     

汉末私谥和曹操碑禁的文化意蕴

东汉中晚期,私谥和立碑形成风气。私谥和碑铭承载着两大文化内涵：朋党义气和清刚贞亮的名士人格。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断立碑,其显性原因是立碑往往劳民伤财,而且有助虚饰之风。其隐性原因一则出于对党人的反感,一是借以打击清流名士的贞亮人格。     

斯巴达公民集体内部结构的变化

俄罗斯出版的《古代史通报》1993年第3期上,刊登了佩恰特诺娃的长文,题为《吉波麦伊奥内和莫法基(斯巴达公民集体的结构)》。文中指出,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之交,斯巴达公民集体的内部不稳定性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其重要表现是,“斯巴达公民”与“平等者公社成员”已经不再是同一概念,公民集体分化为几个不平等的人群。就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的情况而言,仅仅是斯巴达公民中的富有者才构成“平等者公社成员”。 作者指出,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伊索克拉特斯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已经看出斯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汉碑及相关问题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石刻雕像、汉碑、石构件等文物。其中的汉碑可定名为"郭择、赵氾碑",碑文记载了此二人为太守之史,受太守委派负责维修北江塴工程,此碑是郭择、赵氾二人监作北江完工之后,为吏民所立,并追述郭、赵二人生平及善举义行。碑文最后叙述了塴吏和劳动者出钱为郭、赵二人立碑的经过。此碑乃生为立碑,是有关都江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隆尧县《唐帝庙碑》拓本考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有一件隆尧县《唐帝庙碑》拓本。原碑为元代所立,位于河北省隆尧县山口乡山口村西南部的尧山上,1967年被毁,故该拓本成为目前唯一能反映原碑面貌的实物。经与《畿辅通志》所录碑文相比校,该拓本保留了书丹者、篆额者、立碑时间及文后题名等重要信息,同时,册尾有张叔未、周肇祥、邵章三人题跋,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该拓本于2020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黑龙江境古碑刻述略

雕石立碑,在碑刻上镌刻文字,记人记事,以为永久的纪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共有的文化现象。     

“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碑”

清朝有制：“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碑。”意思是说,帝陵是否可建立圣德神功碑,绝对是有条件的,就是不容失寸土。爱新觉罗氏的这个规矩,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     

论中越陆地边界问题解决的历史意义

2008年12月31日,中越两国如期解决了陆地边界的勘界立碑工作,圆满完成了两国制定的陆地边界的划定、勘定和立碑工作计划。对于中国而言,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越两国的政治互信,对中国的国土安全及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中越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回击＂中国威胁论＂,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李绂与陆王心学

在清代中叶的学者中,李绂是维护陆、王最力者,他以各种方式表明对陆王心学的尊崇,对发扬陆、王学术做出了较大贡献。一方面,他反对寻章摘句为学,推崇陆、王躬行实践之学;另一方面,他力图建立陆、王学统,以与程、朱相抗衡、争正统。此外,对于陆王心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他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他被誉为当时的"陆、王学者第一重镇"。     

古松州古回鹘文瓷碑考补

本文在辨析了以往研究成果后,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考释,认为瓷碑立于１２２９年,立碑人库木哥是军军官,族属可能是密儿纪或汪古部;通过与敖伦苏木、北京跑马场石雕刻品的比较,得出松州瓷碑是金代景教聂斯脱利派典型碑石的结论     

《唐华岳真君碑》考释

本文以《唐华岳真君碑》原拓为基础对其重新进行了录文和标点,对于一些重要词句加以简要注释。同时本文还梳理了此碑已往的著录情况,分析了碑文中的平阙与避讳现象,并对于撰人、书人及立碑主持者进行了一些讨论。     

“满洲开拓团之父”的下场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为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立碑。官方称立碑是为反省历史祈愿和平。但这一举动强烈刺激了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的神经。6日,方正县已经连夜将碑拆除。     

检点凌烟阁

提起凌烟阁,涉猎历史者都知道,那是唐贞观十七年（643）将24位开国功臣图画于其上的所在,唐太宗作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绘图。作为大唐盛世最高的历史定位,这24位功臣的荣耀程度不亚于后世的封帅授衔,镌功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