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论王劭魏澹修史

隋朝修史也是有成绩的。隋朝史官王劭与魏澹在修史方面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修史的成就。他们的修史工作也有失误。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何宛英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

北宋元丰改制变二府体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如何构建新制行政体制是改制的重要内容。推进改制过程中,宋神宗逐渐提升尚书省地位,行政体系中不同层级部门的行政职能先后得以"重振":继熙宁时期部分寺监职能已得到振举后,元丰初把不少六部职事纳入尚书省。元丰五年对尚书省结构、职能及运行机制有了更全面的规范,其中都省覈治省事,由于长官的特殊性,成为决策与执行的枢纽。新制以尚书都省为首脑,由下到上"重塑"了国家行政体制。这一过程,呈现了二府体制到三省-枢密院体制职能转换的轨迹。     

宋代监修国史和提举修史制度变化考

宋初沿袭唐、五代以来次相监修国史的制度,在仁宗朝变为首相监修的同时,建立起以临时命官提举为特征的修史制度,监修国史逐渐变成了一个徒有监修之名而无监修之责的虚职。元丰五年以后,监修国史之职不再除授,修史但以提举修国史系衔。南宋绍兴三年恢复监修国史制度,九年又恢复提举制度,使监修、提举分领日历和国史的修撰。绍兴二十六年,监修、提举为左、右宰相分领,遂成为定制,相位虚,则由参知政事权领。     

政事堂与都堂:宋代宰辅理政场域之演变

宋代的都堂与政事堂是宰辅集团处理国政、办公议事、接待僚属的机构,以及重要官员聚议的处所,在中枢政务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的办公之地称为政事堂,有时也称为都堂;改制后,三省聚议之所的法定名称为都堂,但个别文献仍称之为政事堂。此外,北宋前期尚书省内与元丰改制后重建的尚书新省内也设置有都堂。南宋时期,都堂成为三省、枢密院共有的理政之所,但仍有个别史籍习称之为政事堂。政事堂与都堂名称相近,极易混淆。实际上,随着宋朝中央官制改革与宰辅体制的调整,都堂与政事堂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功能,分别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影响着宋代中央权力格局的构建与重组。     

翰林学士院何时兼修史之任

翰林学士院(后名翰林院)是出现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个重要中央文化机构。它最初的职掌是起草制诏,后来主管范围日渐扩大,将很多国家文化事业都包括了进去,修史工作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时,经常要涉及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院兼管修史究竟始于何时?清人的一些著作认为始于明代。如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词林典故》(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2《官制》云:“唐设起居郎、舍人,史馆领在门下。宋则国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书省,虽官异翰林而事实相近。至明代官从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兼官在元丰改制后分为经筵官、修史官、诸阁学士、六部、临时性礼仪官、两制官、门下省、地方官、东宫官、中书门下附属官、九寺五监门、三省附属官等,其中以经筵官与修史官为主,各自又分别以侍读与(同)修国史、(同)实录院修撰为主;其他兼官虽然数量不多,但各个门类还是呈现出一定特点。以地域考察,吏部尚书兼官主要集中在京师。许多兼官往往不能单独作为官职出现,因此对吏部尚书本职工作影响不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兼官大量出现,由有能力而又能够把相应职务做好的官员来兼任该职务,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     

抉幽阐微 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

抉幽阐微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张其凡自唐代设馆修史,宰相监修,修史制度大备,官修正史,达八部之多,修撰《实录》,成为定制。迨至宋代,修史制度更加严密完整,机构更加齐备,官修史书种类甚多,配套齐全,＂史料之丰富冠绝古今＂。然而,对宋代修史...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北宋通进银台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

北宋元丰改制前,由于三省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机构,所以自唐以来行使封驳权的门下省给事中已经没有封驳的职权。宋太宗淳化时期为了加强对政令决策的审覆,设立知给事中事,赋予封驳"未便"制敕的权力。之后,太宗又将知给事中事的封驳权划隶掌管国家政令传达的机构———通进银台司,强化了封驳权行使的力度,使通进银台司成为独立于二府的国家正式机构,在中枢政务决策与政令颁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至神宗元丰改制,作为整体的通进银台司方被罢废。     

浅论元丰改制

王安石改革与元丰改制,是宋神宗所主持的改革中,相互倚靠、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撒开元丰改制,孤立的探究王安石变法,是无法反映宋神宗时期改革的历史全貌的。本文不揣浅陋,对元丰改制的某些方面作一个粗浅的分析,以期引起史学界对元丰改制问题的重视,倘若如斯,幸甚幸甚!一改制问题的提出早在宋朝官冗官滥的政治现象初见端倪的时候,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制止这种现象。宋太宗时,王元之就上疏云:“臣旧知苏州长洲县,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     

近百年来宋代中枢秘书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一中枢秘书是指中央起草文书诏令的官员 ,在宋代 ,中枢秘书机构不是冠以“秘书”之名的图籍、书史机构“秘书省” ,而主要是翰林学士院、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所辖的舍人院和元丰改制后的中书后省 ;中枢秘书官主要是翰林学士院中的翰林学士、承旨、直院、直学士和舍人院 (中书后省 )的中书舍人、直舍人院等 ,以及元丰改制前加有“知制诰”头衔的诸官 ,合称为“两制” ,翰林学士院官员起草内制 ,知制诰、舍人院官员起草外制。中枢秘书制度则包括两制官的组织编制、选任标准、奖惩方式、俸禄规定、入值制度、草制程序、文书流程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金代修史机构与史注纂辑

女真族建立金朝,由蒙昧而文明粲然,重视历史是其原因之一。金置国史院、起居院、著作局及译经所等编译史书,两次修《辽史》,撰成本朝《实录》十部,纂集《起居注》五部,并且还编有谱牒、玉牒、圣训、奏陈、礼书、会要、日历、行止录、《中兴事迹》、《续通鉴》、《龟镜万年录》等史书,保存有金一代史料,繁荣金代史学。金代修史机构完备,其记注、修史制度上承唐、宋、辽,下启元代,在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修《辽史》与本朝《实录》,又为元修《辽史》、《金史》奠定了基础。金源氏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

清代国史馆 ,是纂修清朝历史的常设机构 ,从康熙二十九年 (16 90 )正式设立 ,到宣统三年 (1911)被北洋政府接管 ,2 0 0多年间 ,国史馆先后纂修大量的各朝纪、志、传、表及大清一统志、皇清奏议等史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编纂程序和对修史人员的管理方法 ,这些制度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和准备开展的纂修大型清史工作 ,不无裨益。     

《史通》评唐代修史

《史通》评唐代修史杨绪敏刘知几《史通》约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在此之前,唐代史学有了很大发展。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武德年间萧等修前史未成,决定改组史馆,并将史馆移至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使修史之事,统由宰相领导。这个措施,是中国中世纪文书编纂上一个重...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 ,中外古今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烈 ,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 ,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 ;二是因为有制度上的保证 ,即开馆修史 ,专门设立国史馆、历史研究所、历史编纂的机构。在中国史学著作很多 ,主要的题材有传记体、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中国的史学评论也很多 ,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即史才、史学、史识。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 ,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同样一件史实 ,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待 ,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迎难而上 独具匠心——读杨绪敏教授《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正近日得暇拜读杨绪敏教授的新作《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杨著"),深为已过花甲之年的杨教授不避难题、勇攀高峰的精神所折服,感慨良多,特著之于文,以抒胸意。私家修史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值得大力研究的课题、是一座亟待发掘的富矿。所谓"私家修史",大约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非史官、未得官方授意而私自修撰史书,二是指虽居史官但未受命撰史而利用职务之便私自修撰史书。我们这个民族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