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向

<正>从20世纪20—4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到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再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态势,及至当代主流史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了从边缘到主流、从封闭到开放、从反思到继续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体系中处于何种样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而在学术和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总结和深入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自李大钊开始传播唯物史观,此后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因而20世纪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阶段。建国后1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1958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进行抵制,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使史学达到新的境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批判和反思极“左”路线危害,解放思想,史学出现了开拓进取、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2007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2007年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学者们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当前的历史现实中来,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其二,人类历史进程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关注这些重大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学者参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反思自身,积极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其三,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使当前的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关注全球化境况下历史研究的新特点及全球史研究的新动向,对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其四,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日趋全面,跨学科的特点也更加明显,某些分支学科甚至构成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五,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同时,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也更为丰富,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批判吸收。下面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人类历史进程重大理论问题、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历史学分支学科及热点问题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五个方面做出综述。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突出这一点,...     

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郭沫若是毫无疑义的开山式人物和人格化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与不足,在他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中,都有典型的体现。第一,郭沫若是第一位主动、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一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都是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讲起。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中国史坛率先高扬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     

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史学批评是伴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常现象。历代史家根据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前人的著史理念、体例、方法进行史学撰述时,往往还会对前代学人的著作进行整体的或局部的评论,提出或褒或贬、或有褒有贬的论述。也有少数史学评论家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前人的历史著述进行总结性评论,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但长期以来史学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缺乏对于史学批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总结、研讨,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由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当代中国史学家才能对古代史学批评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拉狄克与中国左派史学

外国人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群中,数拉狄克对中国左派史学影响较大。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最早运用商业资本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认为秦朝是商业资本阶级的政权,提出"农民政权"理论,在中国左派学人中间响应者众,批判者亦复不少。拉狄克由于被斯大林列为"托派"分子,中共对这位"叛徒"的政治和学术随之亦持否定态度,但他对中国历史有系统且深刻的认识,尤其《中国革命运动史》,为中国左派史家建构以"侵略—革命"模式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最早范本,不仅对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延安史学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浙东史学”再认识

自章学诚《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真正对叠则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则对中国学术的重镇——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动向得以大量绍介;史学期刊某种程度上还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同时史学期刊为培养新型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以及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等。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发展

<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已经有了大约九十年的历史。在这90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几个历史阶段,它与中国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在历史运动中发展、壮大,也回答着历史提出的新问题。当今,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全面深入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历史任务。对此,我讲几点认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本位文化史学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走上了一条以"西化"为主导的道路,无论在价值判断和研究视野,还是在史学理论、方法和专业术语的使用方面,莫不以取法西学为准。抗战时期影响巨大的民族本位文化史学却提出了另一种史学建设进路,其主旨包括:一、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当以民族文化为本位,形成本土特色,而不应简单以移植西学代替自己的创造;二、应继承发扬中国史学关注和参与现实的经世传统;三、强调治史当具通识,既要重视史料考证,也不能放弃史义探究。其史学理论与实践,尽管因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存在着不完善乃至粗糙处,但对当时唯"西化"是从的学术建构路线显然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史学关系的考量和处置方式,无论得失,对于今日倡导融通中外的文化创新,都具有可贵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历史研究》坚定不移的办刊方针。2006年11月10日至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本刊编辑部承办的“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校的二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就涉及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史学要走向新的繁荣,仍然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应努力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体现了部分与会学者对于如何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看法。角度各异,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期望唯物史观欣欣向荣、发扬光大的心愿则息息相通。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持续不断地努力。本刊热切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踊跃来稿,就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问题阐释自己的观点。     

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