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探研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古代希腊史学的命运观

自荷马史诗以来,古代希腊史学逐渐冲破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意和超越神意和人类意志的命运的禁锢,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反省。希腊史家所谓命运出现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及其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此类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念,形成为古代希腊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本文拟对此特点形成的过程作出讨论。     

陈黻宸的史学“四独”“五史”论

在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和吸收消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基础上,陈黻宸糅合中西,提出了自己的"四独""五史"的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中既有对史家的要求,也包括了对读史之人的要求,其中处处透露着陈黻宸对史学性质的认识和"新史学"的影像。     

史家修养论之“史德”

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史家修养论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关于"史德"思想,从孔孟时代起就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论述。到了清代,章学诚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全面的"史德"论。此后,梁启超又着重强调和阐释了"史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及其重要性。章、梁二人的"史德"观点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史德"论也应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指导史学的发展。     

司马光、王夫之与梁启超的反正统论思想

正正统论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历程影响至深,"它在演进过程中,既有着一般的规律性的内容,又有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时代性的、个别性的特征。"①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争论的焦点②,相当一部分的传统史家都曾对正统论有所议论,绝大部分的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正统论的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家对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否定正统论的传统史家中,司马光、王夫之和梁启超是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他们的史学思想当中可以窥探出反正统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演变历程,以及正统论思想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的牢固性。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人文素养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不但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且在传授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将人文素养的涵育和培养纳入其中,在人文素养的培育和人文精神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古代史学蕴含着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人们通过读史蓄积德行和学识,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其核心内容包括蓄德致用的人生修养、彰往察来的历史意识、超越天命的人本思想、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涵育美德的审美旨趣等。这些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蕴含在中国古代史籍和史家思想之中,不仅凸显了古代史学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也由此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品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18世纪中国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18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但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时期理论上的成就关注较多的是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其他史家则尚有深入认识和研究的必要。近年来,翟林东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探讨,认识到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也应当包括乾嘉考史学派在考史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成就。他指出："从表象上看,清代考史学派诸大家,所考之事、之书、之人,似乎是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理论,如果真持这种看法,则不免陷于肤浅。其实,考史学派是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的。"①这个观点…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英国范式及学术路向

<正>中外学术史表明,在激进主义背景与新左派历史语境下,借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也得益于长期浸淫在西方新史学的学术潮流中,20世纪英国史坛涌现一支由新老两代史家群体共同构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历史时代和学派演变看,两代史家群体所造就这个社会经历相近、学术生涯迥异、史学诉求互补和理论学渊相似的史学流派,相继以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与略有差异的史学思想而突显于国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两个向度,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

正编者按: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从文本与思想的讨论深掘到意识层面的探索,历史意识、史学意识乃至史学史意识都成为探讨的课题。对完成重要著作的史家而言,作品即思想的表现,常蕴含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在其中,研究者经由史学史意识的分析,往往更能了解其史学的诉求。虽然在班固的时代,"史学"与"史学史"的名词都还没出现,就语境而言,讨论他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未免唐突古人,但是使用现代学术语言作为分析工具,实乃不得不然。班固《汉书》的出现,不论从体例、内容还是思想方面观察,皆有其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与他的史学史意识或学术史意识有密切关系。本文爬梳《汉书》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探讨班固如何看待史官传统、史籍流传、《春秋》性质、以及自己著作的学术定位等问题,并于结论中指出班固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的特点与意义。     

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西方史学思想史》

正于沛主编、王加丰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版。该著作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资助的图书,也是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图书。全书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学思潮和流派,清晰、简明、系统地描绘出西方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图景。在书中,"古代史学"讨论了古代希腊史学和罗马史学、拜占庭史学和西欧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主要从14世纪开始介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Aletheia与古希腊史学的求真传统——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为中心的讨论

古希腊文aletheia(α’λη'θεια)一词的词义为真实。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aletheia意为史事经过史家真假判断而达到的真实。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受到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往往让听众来判断史事的真假。修昔底德著作中的aletheia,已经摆脱了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表述了史家对真假判断的自主性。修昔底德还意识到,在某种情况下(如演说词的建构),史家难以再现历史的真实。波利比乌斯则进一步意识到,历史研究可能并存着历史的客观性与史家的主观性。他认为只有普世的历史(即重视世界各地联系与整体性的历史),才能揭示人类历史的真相。以上三位史家所用的aletheia一词及其思想,反映了古希腊史学求真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