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护军、中护军及护军印

遗存至今的汉魏南北朝护军印有10余种,其中多属魏晋十六国时期。护军官名是从秦及西汉的"护军都尉"(汉高祖时曾改称"护军中尉")演变而来的,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护军都尉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才正式更名为"护军"。所以,今存的护军印,有的虽可定为西汉物,但其时代最早不能早于平帝元始元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的护军都尉,从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始"属大司马","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居大司马府",是大司马幕僚,职"比司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司马光《百官公卿表》辨析

《百官公卿表》,亦称《宋兴以来百官公卿表》、《百官公卿年表》、《百官表》等.熙宁二年十一月,司马光、宋敏求受诏始作此书,元丰二年五月宋敏求卒,赵彦若继之,元丰四年八月,书成奏御.原书已佚,仅"大事记"部分收入《稽古录》传世,今试就其书的几个问题略作辨析.     

《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绥和二年师丹官职变动考

<正>西汉绥和二年,因权力更迭,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重大调整。故《汉书·百官公卿表》叙及该年的人事变动,内容颇为丰瞻,然亦不乏抵牾之处,其中与师丹相关的问题尤为复杂。由于师丹为哀帝朝重臣,绥和二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其有关,因此理清其任职的经历,对于阐释哀帝一朝的史事大有裨益。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师丹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以求正于方家。     

《漢書·百官公卿表》爲何不記“共工”

<正>《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下簡稱《漢表》)敍上古官制,"《易》敍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爲宓羲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提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分別以龍、火、雲、鳥作爲官名。據顏師古注,此段出自《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答魯大夫叔孫昭子語:"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两汉“西域副校尉”略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在这条史料中,不仅提到西域都护置于汉宣帝时(拙文《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见《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而且还提到西     

《稽古录》的内容和编撰特点

《稽古录》是司马光晚年撰写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它由三部分构成,即《历年图》、《百官公卿表》及三家分晋以前的一段历史。《历年图》成书于治平初年(治平元年为1064年),起讫时间与《资治通鉴》相同,共五卷(《文献通考》经籍二十),也有七卷之说(《东坡全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百官公卿表》成书于元丰四年(1081年),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止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共十卷,也有十五卷、一百四十二卷、一百四十五卷(《文献通考》经籍二十九)、六卷(《东坡全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等说。最后他写了从伏羲至     

缪宇不是彭城相

《文物》1984年第8期刊载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一文。根据刻在前室横额中部偏右,即后室门口上方的墓志来看,称墓主缪宇为彭城相是错误的。墓志第一行为:"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长缪宇字叔异"。知此墓主人的官职乃为吕长行彭城相长史事。按汉制,郡置太守,王国置相。《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     

“青绶”非“绿绶”

《元刊琵琶记》第七出生、末合唱［前胜］有句云：“荣归去,绿绶新,休教妻嫂笑苏秦。”钱南杨先生为“绿绶”作注云：“‘绶’,印带。汉制：二千石已上,银印绿绶,见《汉书·百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年版《元刊琵琶记校注》第53页）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云：“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3页）钱注将“绿绶”等同于“青绶”,恐有误。同是《汉书·百富公卿表上》,云：“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     

汉代衡官考

正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     

西汉左冯翊属官无四市四长丞辩

《汉书》卷九上《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太初元年“左内史更名左冯诩,属官有廉牺令丞尉。又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论者据此皆以为左冯诩属官有四市四长丞。如陈直《汉书新证》云：“西安汉城遗址中,出土‘市府’封泥最多,文字最精。又有东西南北四市封泥,皆为半通式,为左冯诩长安四市长所用者。”（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二版）等。这完全是对班固原意的曲解。其实,《百官公卿表》所说的“四长丞”分别指的是左都水、铁官、云垒和四市（应为西市,详见下）共四长丞。这种前面列举官名,后面级以职官…     

说贾谊之谪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是西汉前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青年有为,才华横溢。年二十刚过为文帝所召用,极为器重,但不久为绛灌等人所谮,渐被疏远,谪为长沙王太傅。绛灌何人?即绛侯周勃和灌婴。其实谮贾谊的实不止绛灌二人,《贾谊传》说:“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看来是那么一批人了。按贾谊是由河南守吴公推荐而被召用的,约当文帝元年(参《百官公卿表》)。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及其艺术价值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及其艺术价值张淑霞在我国历史上众多的“三绝碑”中,应该首推三国时期的“三绝碑”。“三绝碑”,本名《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通称《受禅碑》。现屹立在河南省许昌市西南３５华里的繁城镇献街魏文帝庙遗址上,刻于东汉...     

从汉代文物考古资料所见“宫官”集释谈《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处句读问题

从汉代文物考古资料所见“宫官”集释谈《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处句读问题萧亢达汉代中央官制大抵分为朝官与宫官,朝官是治理国家的行政官吏,宫官是管理宫廷事务的官员,但由于他们在组织上有不少混同之处,有的实际上是属于宫廷和政府职事混而为一的官职。如太仆、...     

古代五花八门的“博士”

正博士是现今教育机构授与的最高学位,代表其在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有所成就。但在中国古代,博士则是一种官职,甚至到后来,茶馆、酒馆服务人员都有茶博士、酒博士的美称。春秋战国时期,"博士"一词就已出现,《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公仪休因为成绩优异,担任了鲁国宰相。到了秦朝,博士成为一种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观,掌通古今。"说明博士必须是饱览群籍、博古     

書籍的政治史——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本文以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爲線索,觀察兩晉之際書籍與政治的交叉互動。傅暢、荀綽是被吸收進石趙政權的中原高門,他們撰寫《故事》、《表注》的目的是爲石趙政權的制度建設提供指導。石趙崩潰,引發了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兩書與其他一些文物典章進入建康朝廷,成爲東晉中後期制度與文化發展的助力。既爲"故事",又爲"史實",兩書展現了制度書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永嘉之後的書籍聚散,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變遷,應被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審視。     

三原唐碑考

陕西省三原县现存有七通唐碑,分别是：永徽元年（６５０）的《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兴碑》、麟德元年（６６４）的《大唐故越州都督于德芳碑》、乾封元年（６６６）的《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志宁碑》、咸亨元年（６７０）的《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淄川公李孝同碑》、圣历三年（７００）的《唐明堂令于大猷碑》、大历五年（７７０）的《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左金吾卫将军赠扬州大都督臧希晏碑》、贞元二十年（８０４）的《唐故剑州长史赠太仆少卿汝州刺史陇西李广业碑》。七通唐碑中署撰、书者姓名的分别是：《于德芳碑》由于志宁撰、…     

轪侯及其夫人考辨

马王堆汉墓发掘已近二十年了,仍留下许多疑点,令我们去考究、思索。轪侯的身世及夫人的族属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轪侯身份,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史记》、《汉书》均只在功臣表中,记载他以长沙国丞相于汉惠帝二年庚子封侯,食七百户,八年薨。其姓名,二书记载稍有出入,《史记》为“利仓”,《汉书》为“黎朱苍”,从墓中出土的一颗篆体阴文的玉质私印看,轪侯应为利苍。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元五年栏中,又有一条“轪侯吴利为奉常,六年奉常利更为太常”,而轪侯世系表却无吴此人,这点两部史记记载相同,不当有遗漏,且吴与轪侯姓氏不符。吴利是谁,《马王堆汉墓》一书按时     

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

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     

太尉非秦官考辨

太尉非秦官考辨汤其领太尉是秦王朝“三公九卿”中枢机构中掌管国家军事的最高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然而，由于在有关记载秦代的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物中，至今不曾发现何人担任过此职，故自古及今许多人对“太尉，秦官”提出...     

俗与制:历史上基层设置与记载的“大率”特性

中国历史上的基层设置从来不是精确无误有如"铁板一块",《汉书·百官公卿表》曾用"大率"一词来表述基层设置,已道出这一特点。《宋书·百官志》追溯秦汉以来县令及以下官吏时,曾言"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说明"旧俗"可超越"定制"。以上两者表明,不管是地方文献还是全国性的文献,在不同程度上都蕴含着俗与制的关联,应该予以"在地化"的开放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