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20世纪上半叶陈垣论中国传统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史家中,陈垣是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继承和发展的,被誉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史学大师。作为新考据派史家的代表,他对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阐发的基本特点和内容是以现代考据学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紧密结合自身研究来阐发传统史法、史料文献和史家成就的得失。在史家研究上,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融考据、义理和致用为一,对宋末元初史家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成就作了新的发掘和阐释,较系统反映了对传统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认识,表明其中国传统史学观已经上升到新层面。他还对清代史家的成就和不足作了较深入的评述。陈垣对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史学实践为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     

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是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主导思想。在数十年的治史过程中 ,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 ,深刻揭示中华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阐释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外来民族的巨大影响。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抗日战争中 ,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念念不忘推动中国学术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陈垣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文化史观 ,强调了文化的个性和以此为基点的文化进化的包容性 ,对于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通鉴胡注表微》与陈垣先生的爱国思想

陈垣先生的史学著作以饱含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闻名海内外 ,《通鉴胡注表微》就是一部典型的弘扬中华民族爱国、救国、强国精神的史学杰作。书中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他热爱祖国的坚定信念。他认为 :爱国就是要热爱“父母国” ;爱国者就应救国 ;爱国精神的集中表现是胸怀祖国 ,对祖国尽职尽责 ;而救国之举主要表现为自立自强 ,救亡图存。作为执政者 ,爱国就是要热爱民众 ,安定民心 ,顺应民意 ;作为史学家 ,爱国就是要有超越前人的史学成果 ,通观历代兴亡史实 ,识其成败得失与诒谋臧否 ,为国家自强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作为教育家 ,爱国就是要提倡、振兴国学 ,弘扬和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 ,为国争光。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试论陈援庵先生的学术精神

陈垣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典型与代表性的学者,我们不仅要继承他的史学遗产,还要继承他的精神遗产。其学术精神源自厓山忠烈故事及新会家乡文化传统,又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滋养,由"钱、顾、全、毛"之思想进路,形成完美而成熟的援庵学术精神。援庵学术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近代精神;第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第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传统士人精神;第五,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援庵学术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其一生追求,契合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学养纯厚,善于在逆境中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在继承中创新,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树立了一个典型和榜样。我们应当学习陈垣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挥其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复兴中华民族。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作为时任《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二十年的主编,艾伦·蒙斯洛在海登·怀特和凯斯·詹金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之下,于20世纪80-90年代转向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一方面质疑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出重构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提出其解构论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他并不否认过去的客观性,试图运用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以期重建当下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从蒙斯洛解构史学的发展脉络观察,他以“作为历史的过去”“永恒的当下”与“作者-历史学家”为当代史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提供了某些实验性的新路径,这也体现在其史学实践之中。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

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物史研究取向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选择

正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激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它是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产儿,其萌生、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深刻变革的文化选择过程。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前途的选择,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继承、创造、创新的选择。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的沃土,而非已逝的凝固之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姓"马",     

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赵翼对陈垣早期治学的影响

陈垣早年对以经世致用、主通明变为特色的赵翼史学颇感兴趣。青少年时代通过研读《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汲取学术养分,并借助赵翼提供的史学资源,结合时代要求,将一些关乎社会现实的问题引向深入,体现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他吸收赵翼对"奴才"称谓的溯源和考证成果,进一步考镜源流,揭露清朝强分满、汉的民族歧视政策;在赵翼对岳飞被杀之因的认识和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辨是非,揭露专制君主的腐朽、残暴。在20世纪初民族、民主运动激荡的历史背景下,陈垣史学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反专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赵翼思想的超越和升华。     

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陈垣在近代史学领域的开拓

2 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家中 ,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不但以扎实的考据成果解决了大量历史疑难问题 ,而且以开创性的研究 ,拓展了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其他历史辅助学科等多学科领域 ,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英国范式及学术路向

<正>中外学术史表明,在激进主义背景与新左派历史语境下,借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也得益于长期浸淫在西方新史学的学术潮流中,20世纪英国史坛涌现一支由新老两代史家群体共同构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历史时代和学派演变看,两代史家群体所造就这个社会经历相近、学术生涯迥异、史学诉求互补和理论学渊相似的史学流派,相继以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与略有差异的史学思想而突显于国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两个向度,     

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阶段性、连续性与体系性

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之一,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史学理论观点的阐释上,忽略了对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分析。就理论倾向来说,柯林武德经历了由实在论者向唯心主义者的逐渐转化,他的思想发展也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外,历史过程思想作为其史学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体现着他思想发展的连续性。问答逻辑则展现了柯林武德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三项学术研究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史学理论的体系性。     

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

<正>清朝覆灭之后,从20世纪初到现在,韩国社会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风波激荡时期。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韩国社会几乎没有建立起有水准的研究机构,经过50—60年代的过渡期,慢慢出现了包括大学、研究会等的国立或民立研究机构,这在清史研究方面也不例外。目前韩国的大学学科(系)中,史学系、国史学系、东洋史学系、西洋史学系、历史文化系、历史教育系(属于师范、教育类大学)、基础教育或教养教育系等单位担当着历史研究     

20世纪西方史学中两次性质不同的变革

如果对西方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粗略的归纳,那么大体可以认为,在这个历程中发生了两次较为引人注目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发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从客观主义史学到新史学的变革;第二次是肇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从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的变革。同发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波澜起伏一样,发展变动的不平衡性也普遍地存在于思想文化的传承流变之中。以20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这两次变革而言,它们在内涵上所各自表现出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超越,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