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

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价值已为人所共知。但如果将它作为文本观察对象,地方志体例的完型及以地方为书写单位的特征是需要进行必要分析与定位的。宋代地方志编纂中,体例由图而志,这一转变表明由文字书写出"地方"或者说将岩石、山川等自在之物在人的经验世界中通过文字生产出来,成为方志重要的表达方式。方志中的"地方"不仅是书写单位,而且也使得每一个地理环境成为一个文本环境。为了构建出"地方",宋代方志形成了较为一贯并且分门别类的框架系统,同时,每一门类又被赋予了价值标准,如此,地方志中的地方社会图式就被传递和构建出来。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明代以来方志文献中明十三陵的历史书写和角色转变

明十三陵是北京昌平重要的历史遗迹,明代以来昌平地方志中关于明十三陵的书写方式和内容各有不同,由此建构起来的明十三陵的历史角色也不断发生变化。明代方志将明陵视为王朝的根本重地,期望国祚永昌。清初的明遗民把明十三陵作为明朝的象征,寄托对故国的怀念。清初的官方志书将明十三陵看作前朝遗迹,其书写强调清廷对明陵的保护,借以宣扬清朝的厚德仁义,从而维护其统治,清后期方志中这种思想逐渐减弱。新方志则将明十三陵视为文化遗产,其书写凸显其文化遗产价值,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明十三陵的角色转变是由于书写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个人立场和思想意识不同造成的。     

中国方志“大用户”——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

地方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源,不仅国内学者非常重视,国外汉学家也是我国方志的大用户。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其著述对中国方志钟爱有加,方志编纂者以及方志中有关宗教、社会、经济等内容都是卜正民著作选取的视角或资料来源。     

编写地区志应把握的一些特点

编写地区志,古已有之,如府志、州志等。《中国方志大辞典》选录全国各类方志书目1113部,属地区方志类的府志有135部左右,约占总数的12.1％。地区志在方志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本届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也已形成省、地、县(市)三级修志的大格局。历史和现实都反映出,地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行政实体,有其重要作用。清代知     

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

中国的地图与方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研究方志中地图的情况既是对地图研究的需要,也是对方志研究的需要.而方志文献是诸多文献中数量众多、信息涵盖面广泛、资料特征独特的重要文献形式,因此,对地图的研究不可缺少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     

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除得益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及汉王朝对地方循吏的褒崇外,此前已见的"盗贼止息"模式也提供了文本基础。及至宋代,尽管作为其理论背景的灾异祥瑞论发生变化,但两种书写模式仍在宋代以降的史籍中长期存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包括两种模式在内的众多书写模式渗入史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略论如何继承旧方志的地理记述——以福州市新旧方志为例

福州市有着悠久的方志编纂历史,旧方志不应只是作为历史文献被检索查询,更应该在持续编纂的福州市新方志中发挥作用。通过对福州市的9部旧方志、6部新方志中地理记述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新旧志书中地理记载在篇幅、详略、体例、文法、细节上的不同,进而剖析造成不同的原因所在,推究在机制、思路、人力、资料、环境等方面的根由,建立问题模型。尝试通过以学习旧方志有效经验与新时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合地域特点和时代要求找到繁荣方志文化的切入点,回应方志文献使用推广中遇到的难题。     

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

地方志是宋代州府长官任职期内重要的施政参考和教化工具。宋代知州知府多兼具学者、文人身份,他们为当地方志从纂修到出版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也以不同方式亲自组织或参与方志纂述,凭借权力取得了当地方志纂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借此增进与地方士人的合作交流。知州知府的参与是宋代图经、方志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促进了当时方志纂述中两大特色的形成:一是宋代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二是方志中"史家意识"的流露,从而出现州府长官代代续修一志的历史现象。     

民国方志中地方认同的构建

受近代思潮的影响,作为为立基于传统文化的方志,在当时世风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形态,首先表现为方志关注的下沉。方志立足于地方,其时间叙述的方式的不同保证了其区别于中央的地方性,而这种时间叙述保存了地方记忆。而方志中构建了空间,在这个方志空间的人、与事件都会成为地方的记忆,其中被传承的部分会成为独属于地方的文化回忆。民国方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修志群体的扩展,从传统的士绅阶级向方志场域内的所有人扩展。民国通过地方的时间叙述、文化记忆以及共同参与构建了地方认同。     

方志“物产”的整理与利用——以河南土特产品的包装广告语为视角

方志物产一目中记载的特色物产的种植历史、品种质量、营销盛况等信息,可为特产广告宣传增加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当下许多特色物产营销状况不佳,除其经营不善或质量因素外,广告宣传或者产品包装也是重要的一面。诸多企业在广告宣传或产品包装上只打绿色品牌,忽视了历史文化因素。而河南许多特色物产在方志记载中,不但有作为历代贡品的荣光,还有远近闻名以至"驼运日夜不绝"的营销佳绩,甚至还有远销国外的记载。从方志中挖掘整理并利用此类资料不但为打造名优特产提供文献支持,还可提升产品品质及营销业绩。     

志书以经济部类为首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

编修新志书,是少将经济部类放在首位,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是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的根本问题,是新方志与旧方志的根本区别之一。在新方志中,经济部类无论在内容上、篇幅上都占着重要地位,这是新方志在旧志基础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进步的必然。     

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前沿课题 ,主要研究城市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古代方志资料在城市形态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因为方志材料可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正史中记载的影响城市形态方面制度的实际执行结果 ,也可以在方志中得到充分体现 ;并且有些城市形态方面的材料只集中存在于方志之中。利用方志资料可以使城市形态研究更为具体细致 ,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而且可以得出一些新结论 ,推动研究的发展。     

清代方志与笔记体小说——以清代前四朝官修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方志具有区域性、实录性、文学性三种属性,在表现方志文学性的诸种体裁里,笔记体小说也占有一定的位置。方志中笔记体小说以"丛谈"的形式出现,成书方式主要在于辑录他书、因袭旧志以及采录民间话语三种,题材上则以志怪与轶事为主。作为方志文学的重要载体,"丛谈"类笔记体小说应在新方志的编纂中保留适当的位置。     

特殊历史环境中的隐藏、流浪与回归——浅析《小姨多鹤》的多元主题

《小姨多鹤》是一部集故事性、艺术性、深刻性于一体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严歌苓继承了她描写大历史下小人物命运的创作思路,并将其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熔铸其中,在故事传奇性与趣味性基础上,赋予文本流浪与回归、隐藏、女性三个主题。透过流浪与回归主题,发现对于广博的人类而言,民族、文化、人性包容之意义;通过隐藏主题,探求被历史隐去的"边缘个体"的生存境遇;书写女性主题,赞美女性身体里潜伏的强大韧性及生命力量。     

历史文本演化下的人物形象变迁:以萧山楼英传记为例

文献多有明代浙江萧山名医楼英入京为明太祖朱元璋治病的记载,但考查明清至今方志、宗谱中的楼英传记,发现这是一个在文本修饰中不断演化、加上口头传扬而形成的故事。精英阶层在楼英传记中为其"儒而未仕"进行委婉修饰,却促进了大众文化中楼英形象的"神仙化"转变,有必要通过文本回溯进行区分,慎重书写现代史志文本。     

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梁启超与方志学新论

梁启超首倡"方志学",其背景是近代方志发生重大转型。本文首先梳理梁启超方志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旨在探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与渊源流变。以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探析近代方志学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变化,对于当今方志学理论建设和方志学学科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1937—1945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在1937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县志对抗战的快速接纳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既体现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有地域特殊性,某些书写的共性表现则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达的重要场域,但文本的生成无法完全排除书写者个人特点,因此从县志的字里行间不难觅见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县志以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代性。     

方志与我国地震历史资料的编辑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非常重视方志中地震历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其中辑录出的许多资料为分析各地地震的分布特点、演变规律、地震烈度等提供了重要参考。20世纪70年代,各省区整理的地震资料汇编成为新时期我国方志学兴起的萌芽。80年代末,地震志逐渐成为许多方志编纂中增列的新类目,这不仅为我国今后抗震救灾工作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资料,也逐渐成为方志编纂的重要内容。     

总结经验 拓展思路 发展地方志事业

总结经验拓展思路发展地方志事业浙江省魏桥一、浙江省本届修志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浙江历史上素有方志之乡美称,编纂地方志书时间早、数量多,曾经出过不少佳志名作。全国现存的宋元方志中一半是浙江的,同时又是著名的方志大师章学诚的故乡,方志之学源远流长。社会主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