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正>郑春颖:《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源学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三国志·高句丽传》是《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来源之一。《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中与高句丽相关的记载是对前代史料的"照录",《后汉书·高句骊传》渗透了范哗个人对于高句丽历史的理解,且这种理解明显受到《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影响。     

史学精粹

正王记录:《论"史钞"》(《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作为一种史书编纂形式,史钞起源于战国时期,经过两汉至隋唐的发展,到宋明时期达于鼎盛。随着史钞类史籍的逐步增多,宋初编纂《龙图阁书目》,正式把史钞从杂史中分离出来,列为史部独立的类目,取得了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史钞的编纂形式比较灵活,或在旧史体裁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或打乱旧史体例重新分类钞纂,或不受史书体例限制,随笔杂抄,均以适合多数人阅读为归宿。史     

史学精粹

正于沛:《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从历史认识的阐释性谈起》(《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历史流动地存在于人们永不间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历史实际、历史文献、历史认识者是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三极",缺一不可。因此,历史研究是在认识论的范畴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的,历史认识是具有     

史学精粹

<正>乐启良:《当代法国社会史的革新——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探析》(《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对法国史学构成了强烈冲击。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史渐趋衰落,而长期遭到排斥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表征史开始回归、复兴。很少为国内学界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法国社会史也在艰难转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可管窥当代法国社会史的最新进展及其方法论的创新。     

史学精粹

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史学精粹

靳宝:《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5期)简帛文献中有不少与史学史直接相关的内容,如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竹书《系年》,记录了从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历史,是一部带有独特编纂意识的史书,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史学的某种原始形态,对中国早期史书的形成也有更为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清华大学所收藏的楚竹书《楚居》《良臣》及睡虎地秦墓竹简《葉书》等史篇,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早期史学中“世”类史书的某种形态,推进了关于《世本》成书及来源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思考《世本》与《史记》的关系。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大量“语体”类文献,不仅有助于认识《国语》的形成背景、史学价值,而且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史学中“语”类史书叙事的了解。可以说,简帛文献中的史类文献,从某一层面再现了战国史学的繁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     

史学精粹

<正>冯天瑜:《中国史学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之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结构性功能。中国有悠久的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以《尚书》、《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为代表的古代史著注重对制度文化的载述;以“通”、“典”为代表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典志体”成为一种代有传承的重要史体。     

史学精粹

黄爱平:《清代浙东史学的文献特色与传承意识》(《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清代浙东史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域流派。本文致力于发掘支撑其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认为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是清代浙东史学得以赓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从清初开啓新局的黄宗羲,继武其后的万斯同,承上启下的邵廷采和全祖望,至乾隆时期发扬光大的邵晋涵和为之总结扬厉的章学诚,都极为重视读书,重视文献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鉴别,重视史事、人物、典制的记述,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史学要义的阐发。     

史学精粹

正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于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除得益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及汉王朝对地方循吏的褒崇外,此前已见的"盗贼止息"模式也提供了文本基础。及至宋代,尽管作为其理论背景的灾异祥瑞论发生变化,但两种书写模式仍在宋代以降的史籍中长期存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包括两种模式在内的众多书写模式渗入史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史学精粹

<正>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     

史学精粹

刘家和等:《中西古代文明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再思考》(《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换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     

史学精粹

<正>晁福林:《谈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史料价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郑武夫人规孺子》是清华简第六册的首篇,对于研究郑国史及春秋时代的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篇所载内容为周代各诸侯国顶层决策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例证,让我们看到决策程序的一些特点,可以对上古时代国家政治的贵族民主制有更多的了解。简文中所言郑武公"居卫三年"提示人们关注两周之际甚为复杂的列国外交关系。这对于研究春秋初期的政治演进也有较重要的价值。     

史学精粹

<正>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历史是什么?这是历代史学家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或者更简洁的说"过去发生的事",并不自动地成为"历史"。"过去发生的事"留下许多混杂的"碎片"(即"史料"),这些"碎片"经过鉴别与梳理,被写成了"历史",而写历史的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写历     

史学精粹

<正>祝宏俊:《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公共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性,对公共史学之公共性的认识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传统史学为参照,公共性表现为专业史学家之外人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内容侧重于公共领域;二是立足于史学研究本身,其公共性表现在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选题、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表现途径、服务对象(或成果去向)等环节;三是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必须具     

史学精粹

施建雄;孙巍:《史学传统与文化认同》(《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五代以降,史家重视历史记载的前后相承,并有目的地记录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相互交往的现实内容,文化认同进一步拓宽;辽金元时期重视对前朝史和本朝国史的编纂,这不仅说明编纂者拥有历史传承的明确意识,而且体现出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一种自我认同。总之,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史学的鉴戒功能得到发挥,从而彰显了史学传统与文化认同不可分割的密切     

史学精粹

乔治忠、钟学艳:《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史学精粹

刘家和:《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汉书》在体例上是断代史,而班固著书的自我期许却是横罗多重学术、纵贯古往今来。其具体表现就是十二帝纪为断代史,而八表、十志则充满通史精神。八表分为三类:第一类按封爵分有六表,以《异姓诸侯王表》居首,异姓诸侯王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