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龙文化与中土龙崇拜研究

中土龙崇拜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丝绸之路龙文化发生了关系,尤其是与印度佛教关系密切。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土与西域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西域龙文化很早就影响了中土,西域的龙杂耍、龙方术、甚至龙王龙女故事都对中土龙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进而使中土龙崇拜发生演变。本文整理了中土早期和丝绸之路上国家、民族有关龙的文献记载,梳理了古代有关龙的想象与观念,区分出哪些是中土古已有之,哪些属于外来影响。     

从敦煌僧人服饰看汉化、世俗化的形成因素

敦煌壁画中僧人服饰与域外佛教服饰不同,从中可看出敦煌佛教服饰汉化、世俗化的形成过程,究其原因:一是本土文化的影响,二是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土外来的僧人服饰受到本土传统服饰文化、思想的同化与影响,随着中土僧服的形成而成为汉化的服饰文化。同时,它也为拥有极强包容性和同化力的中土传统服饰文化所渗透,而完成其汉化、世俗化过程,与中土传统思想所相融。     

佛教核心教义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两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教义。一种宗教,只有教义被大众广泛接受,改变了大众的思想甚至灵魂,才能广泛传播,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佛教传人中土后,其教义中的普度众生与救世济民、轮回转世与天堂地狱、功德与功德转让等核心思想深深吸引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和信仰手段,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广为传播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前目连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阐释

目连故事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题材,目连形象传入中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原始佛教经典中,目连故事侧重表现目连的神足特点。以《佛说孟兰盆经》出现为标志,目连故事开始表现中国传统孝道意识,这一意识在唐代的目连变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目连故事的这一流变态势,反映出中国特定背景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调和的特点。     

试论敦煌佛教歌辞中儒释思想的调合

儒家的思想文化观念很早就已在敦煌地区扎根传播,形成了忠君孝亲的道德人伦观念。特别是作为儒家基本道德伦理观的“孝亲”观念,在古代敦煌得到了特别的提倡和发扬。佛教传入之后,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发生密切交融。从敦煌佛教歌辞可以看出,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契合之处,对共同的伦理内容给予强调和突出,并注意积极吸收儒家的思想观念,从而缩短了两种文化的差距,使佛教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其结果一方面是佛教经义中融进不少儒家思想,出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儒学化,另一方面是佛教思想观念大量融入中土文化,大大丰富发展了中土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固有内容,并最终成为中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唐代佛教史学略论

唐时,佛教在天竺已渐趋衰微,但在中国的发展却达到了巅峰。而唐人对佛学的研究,更有极高的成就,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佛教与史学之间互相影响。佛教充实了历史撰述的内容,影响了史家的思想,尤其在历史笔记中有丰富的反映。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相继出现了关于佛教记载的史书,这些史籍既使传统文学得以发展,更使佛教文化得以传承,并在传统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反之,传统史学也影响了佛教史书的观念。     

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受中国史学影响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史学文化引领着邻国史学的发展,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深受我国影响,各种史志书籍、资料达到空前的规模,史学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本文从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历史发展沿革,利用对比、举例等多种手法,从编纂体例、史学思想等角度阐述了日本史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明晰中国史学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早期佛教神仙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儒、道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上得以形成,而佛教则是由外域"引入"的一种文化资源。本文旨在分析两种文化在附会与碰撞过程中,佛教何以被中土人士误解为一种神仙方术,与黄老并列,从而形成了早期佛教入华时的神仙化特征的奇怪现象。     

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调和,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中国化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古代哲学和文学方面。朱熹的可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有若干内容采自佛教禅宗、华严宗的思辨。佛教传入中国,部分佛典本身就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敦煌遗书中变文的有些内容就取材于佛经故事;佛教与诗也具有很深的渊源。     

谈佛像的时代性及其中国文化因素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存口授浮屠经。”是说西汉末年景卢从外国使节那里听到了佛经 ,从此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 ,自西汉末年传到中国 ,影响了以后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得以生根发芽 ,枝繁叶茂 ,并且又传到邻近的朝鲜和日本等地区 ,除其具有自身的宗教艺术魅力 ,即能迎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和被统治阶级利用外 ,也因为它具有包容和被改造的因素 ,亦即在并峙中土的过程中 ,…     

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念的拓展上,都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本文主要从文献编撰、史学观念两方面探讨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响,以阐明宋代佛教史学在中国佛教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Construction of Yan Fu’s view on social history and the turning of modern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Yan Fu’s view on social history has combined the indigeniza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change towards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academic sources of Yan’s view on social history include some Western thoughts such as Herbert Spencer’s social Darwinist theory, Edward Jenks’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theory, John Seeley’s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 etc.; and also many indigenous sources such as Yang Zhu’s self benefit, Mozi’s selfless love, Buddhist views on mood, etc.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佛教文化与传统法律制度刍议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民间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对传统社会的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的影响尤为深远。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佛教文化与传统法律制度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揭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     

严复社会史观的构建与近代史学转向

The construction of Yan Fu’s view on social history has combined the indigenization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change towards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academic sources of Yan’s view on social history include some Western thoughts such as Herbert Spencer’s social Darwinist theory, Edward Jenks’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theory, John Seeley’s political historiography, etc.; and also many indigenous sources such as Yang Zhu’s self benefit, Mozi’s selfless love, Buddhist views on mood, etc.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Shixue Lilun Yanjiu 史学理论研究 (Historiography Quarterly), 2007, (1): 74–86     

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宋代史学近世化:基于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考察

对比西方来看中国历史与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一种学术视域。如果将西方区域化,那么,可以看到,宋代和作为西方史学近代化起源的文艺复兴一样出现了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革新,是中国史学“近世化”的开端,也是接触西方之前原生性的带有近代化特征的史学前近代阶段。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致性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FROM REVOLUTION TO MODERNIZATIO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REFORM ERA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in the 1980s and 1990s underwent a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in place of the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that bases its analyses on Marxist methodologies and highlights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as the overarching them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emerging modernization paradigm builds its conceptual framework on borrowed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foregrounds top‐down, incremental reforms as the main force propelling China's evolution to modernity.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a burgeoning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in reform‐era China.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fundamental divid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ir respective constructions of master narratives and their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representing historical events in modern China. Behind the preval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Chinese historians' unchanged commitment to serving present political needs by interpreting the past.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