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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很重视宣传教育工作,早在政权建立之初,就曾刊刻过宣传上帝教教义的书籍,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定都天京后,即组织南京、扬州等地刻书和印刷工人设立"镌刻衙"和"刷书衙"来进行雕版和印刷书籍的工作。太平天国官书中以壬子、癸好、甲寅等年代出版的官书为最多。去年秋季在北京发现了一本甲寅四年重刻的"太平救世歌",兹略作介绍,以见太平天国官书之一斑。 "太平救世歌"初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解放前国内未发现此书。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物资料,在旧中国一向不为人所重视,因而发现较少。这个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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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安徽省歙县深渡区佛坑村姚正源、吴雪琴夫妇整修旧房时,在墙内发现一纸包,内藏有"太平天国"和"请天福"等字样的旧纸两张,经鉴定为太平天国颁发的路凭和布告,现介绍如下。1.太平天国请天福路凭(图一)太平天国请天福路凭为棉连纸质,纵30、横33厘米。四周以粗细复线为边框,上部横书"路凭"两个大字。下部内容除个别处以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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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太平天国安民告示,但是,用墨笔写在墙上的安民告示发现却不多。文化大革命前发现的有湖北麻城墙头诗,江苏常熟墙头诗,最近浙江诸暨红桥公社宣和街发现的太平天国墙头布告——"劝谕",则是解放后发现的墙头布告中较完整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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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五五年初,山西省临汾第二中学校在临汾县城北刘村,发现太平天国所刻‘幼学诗’封面刻板一块(见插图)。据该校来信说:‘该板为木质,长16.4公分,宽11.4公分,厚1.1公分,周有(?)(?)形图案,中书"幼学诗"三字,上端有"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宋字一行,其中"太平天国"四字已被人剔刻,但字迹模糊尚可辨认。’‘此刻板发现于临汾县北刘村农民李登巒家中,乃李父李福杰(清秀才,已故)所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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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南京发现太平天国壁画后,在宜兴太平天国辅王府又发现珍贵的壁画遗迹(图一)。经南京博物院、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北京故宫博物院多次考察鉴定,在壁画中发现有人物,这是在以往太平天国壁画中很少见到的,对于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绘画艺术和思想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绘画的遗迹有彩绘和壁画两种。在辅王府大门背后的四扇屏门上,绘"鲤鱼跳龙门"(图二)。屏门每扇长248、宽74厘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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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在浙江温岭发现了太平天国布告一纸和木印一块。布告残高105厘米,宽84厘米;木印长约16厘米,宽约8厘米(是印文拓片的长宽尺寸),中间刻"太平天国天朝恩赏将军"十字,四周刻有花纹,两边各是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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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钱币基本上是黄铜质,以方体宋字为主,没有记值符号。太平天国钱币特别之处是"国"字的写法,口内为"王",而不是"玉"、"或",对此,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解释为 "书太平天国之国为从口从王,谓王居于中也"。太平天国钱币统称圣宝,不称通宝或元宝,这也与太平天国教义有关,万物归于上帝,圣就是上帝,于是军队是圣兵,国库是圣库,钱币也就是圣宝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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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占领区街市没有刻字铺,所有刻字匠人都编入镌刻营,“朝勋詹记”一印应为太平天国镌刻营所出。但它不属于太平天国礼部统一制发的印章。太平天国私人便章实物从无发现,“朝勋詹记”一印的发现,弥足珍贵,它为研究太平天国用印情况及制度提供了第一手重要实物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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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在藏友孙志方家见到他珍藏的太平天国时期的《秋纳执照》和《春纳执照》各一张。这是继前些年在望江县发现两张太平天国地契之后,有关太平天国历史文物的又一重大发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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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15日,安徽省安庆市龙山路中段工地(现供销商场,临近原清朝安徽巡抚衙门)出土一枚太平天国天朝圣库衡器砝码及一枚砝码的底壳。我们拍了照片,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鉴定。罗先生复电称:"在太平天国的文物里面,从来没有发现过度量衡的文物。这是一次重大的发现。"砝码深埋地下1.5米处,放置在一条较平整的长方形麻石上,上面及周围覆盖一层被火烧过的瓦砾,其间杂有清代成丰年间或较早的碗、瓶之类残瓷片。联系太平军在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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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建筑中的彩色壁画,是目前发现的太平天国王府壁画艺术中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对研究太平天国的艺术很有意义。许多年来,罗尔纲先生根据太平天国的一些遗物和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一书,作出了太平天国不准画人物的论断,并指出太平天国之所以不允许画人物,其目的在于对外打击敌人,对内加强团结、反对个人崇拜。但从侍王府发现的人物壁画来看,罗先生的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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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浙江杭州清朝苏松太道吴煦后人的家藏档案中,发现了一张太平天国宿卫天军主将谭所发"芦口关卡票",1955年《近代史资料》曾将该卡票发表,可惜由于卡票破损,致使其全文、关卡全名、官印铭文、颁发年月等失考,故此卡票发表时,未能做出明确肯定的说明。经翻阅有关太平天国史料和清方资料及对照有关太平天国文物,现做出初步考证。卡票颁发人署衔"宿卫天军主将谭",按"宿卫天军"系忠王李秀成王爵荣街。据此可知宿卫天军主将谭定是忠王部将,但谭是谁呢?经看卡票官印残文下端尚留有"口天义谭绍光"六字,据此可肯定卡票颁发人为宿卫天军主将谭绍光,即广西金田起义参加者、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将领慕王谭绍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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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货币辨伪"对太平天国起义线曾作了如下的评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钱一枚,一九二三年六月简又文见于上海柴连馥家。简又文曾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钱记叙共事道:钱以锡制,经宽一英寸又四分之一,面文曰:"太平圣宝",背之左上画云龙,下画风虎,其右上有"会",下有"风云"二字,读之则为"龙虎会风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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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罗尔纲先生根据南京堂子街、如意里、罗廊巷太平天国壁画和《金陵杂记》等有关记载,提出了太平天国规定不准绘人物的论断。后来,有人根据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发现的太平天国人物画以及《金陵省难纪略》等记载,认为太平天国不存在不准绘人物的规定;即使有也只是在其前期实行过,后期已经取消了。最近,南京黄泥岗84号发现了三壁太平天国壁画。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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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故民国以后,太平天国民族革命史观得到了广泛认同。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股"曾国藩热"又开始兴起,有关曾国藩的评价成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纷争的焦点之一。曾国藩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承认,一方面是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立场转变造成的,另一方面与3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虽然国民党有意识地继承了曾、胡的文化立场,但同时仍以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并坚持其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纠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至于国民党有意淡化它的民族革命传统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则已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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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苏州市发现了一批太平天国革命文物。这批文物都是见天天军主将、(亻戎)天义吴习玖的军中公函、文稿、名册和"挥条",共计三十三件。文件的写作时间,集中在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三月至五月间。这些文件多出自基层将士之手,真切地反映了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斗争意志和精神面貌。这批文物的发现,使(亻戎)天义吴习玖、就嗣钧黄三陞等湮没一百多年的太平天国将领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为研究太平军在江浙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