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见交易街街长

1953年春节。毛主席视察武汉的时候．我在汉口交易街任街长。2月19日上午8时,毛主席要秘书打电话通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派人到汉口交易街（后来并入了大智街）找到我。带我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邀我同车报

毛泽东主席历来提倡调查研究,生前多次到全国各地巡视,亲自听取情况汇报。50年代初曾任邢台县县长的张玉美同志就曾5次见过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邀我同车汇报》一文是作者对其中一次的回忆。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 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     

回忆刘少奇在平山的两次谈话

我跟刘少奇同志直接接触,是在1947年的平山。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陕北,少奇同志主要抓的工作是土改,我是土改工作团的成员。我们到了平山,中央准备开全国土地会议。我抓到的点在平山附近,这是少奇同志很关心的一个点,我们有事就向他汇报。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两次谈话都是在那时谈的。     

聆听曾卓老师的教诲

1992年,我在《武汉晚报》的副刊“夜明珠”上,发表了题为《留下》的新诗一首,当时有一位女读看了以后。她约我到汉口民生路口的工艺美术陈列馆一叙,见面后。她赞扬了我写的这首新诗,接着又说：“你要有一位名家指点指点,那就更好了。”我问：“你     

毛主席南巡忆长征

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乔木同志三谈《白求恩》的编辑工作

我和胡乔木同志有过一次直接的交往,但却是一次难得的受教. (一) 1964年底,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编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的读物.一天,乔木同志办公室的东生同志在电话中传达,希望中青社出版一本白求恩的传记,以辅导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     

记毛主席接见豫北地区负责同志

1958年10月31日,豫北大地上出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当夜幕降临时,一列草绿色列车从北京方向开来,在开道车的引导下,于黄河北岸新乡车站停下,列车上乘坐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郑州会议前夕,毛泽东赴郑途中停留新乡车站的。列车刚一停下,毛主席便在他的专列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接见了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的领导同志。当时,我在《豫北日报》工作,有幸成为被接见的几十位同志之一,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值得纪念的日子。田家英出主意,一张大字报留住了毛泽东新乡地区,于1956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后,中共河南…     

林彪一伙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在红军长征途中,我和罗瑞卿同在一方面军工作,后来在抗大总校和公安军时,曾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比较熟悉。当林彪、叶群诬陷他要夺权,有“政变野心”时,我思想上有疑问,所以在炮兵领导同志传达讨论上报关于罗瑞卿问题时,曾表示过一些不同看法,并说过罗瑞卿不可能有政变野心。炮兵党委讨论了罗瑞卿问题后,起草了一份向中央军委汇报的报告,党委确定我修改这个报告。我没有落井下石,无限上纲,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件上批注圈画起来。我把文件上罗瑞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贯”两字勾掉,批注道:“有一段时期很拥护毛主席”;把报告上的“…     

我同京剧三大名旦的交往

我同尚小云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49年5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夕。尚先生和沈玉斌、叶盛章代表平剧公会到前门车站欢迎三野文艺代表团到北平。我当年最小,第三野战军代表团的团旗,团长赖少其同志就让我在排头打着,如同跑龙套,我是“头旗”。经沈玉斌介绍我是第一个同尚先生见面的。1964年冬,北京梅、尚、荀、青四个京剧团整编,准备组建北京京剧二团。尚先生虽在西安,但仍是北京尚小云剧团的团长。为了妥善安置尚剧团的编余人员及老生方英培的出处问题,我曾和李达同志去西安尚先生家中,谈了两天分配方案。尚先生坚持方英培留在新建的…     

我家与宋庆龄的交谊（二）

相聚的美好时光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回国。宋庆龄非常高兴,2月8日给我写信：最亲爱的迪娜：我昨天想跟你通话但是电话没打通,所以就给我上海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去告诉你,请你一到北京就马上给我打个电话,以便我们约个时间见面。我的私人电话是444205。     

看车的老人

接到上海姑妈的电话,说要回来,我就和表哥约好去车站接她。来到车站,我们把车停在车站门口的台阶旁。这时,走过来一位老太太,戴着黄袖章,手里拿着存车牌。不用问,她肯定是来帮我们看车的,不过,要收一毛钱的管理费。她笑嘻嘻地走到我们跟前,刚要递过一个存车牌,我就故意转过脸去,大声说道:“哥,你去看看最后一班车子来了没有,我看车。”嘿!这话还真灵,那老太太听了,只说了一句“孩子,把车子靠边点儿,别影响交通。“说完,便离开了。我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按着坐垫、身子斜靠在车梁上,悠闲地数着过往的车辆:58、59……不自觉地看了看那位老人说也奇怪,这时没人存车,她也不坐不歇息,不停地在车子旁边来回转悠,那神情俨然是一     

到长石去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正当大跃进高潮迭起时刻 ,我刚从台江劳动归来不久。一天下午我接到当时的团委书记汪行远同志从毕节打来的电话。他说 :“毕节团地委要在大方县长石区召开团县委书记会 ,要求团省委去人参加。”他们一行将到威宁看看 ,然后经水城回贵阳 ,不能去长石了。他要我去参加这个现场性的会议。并说他已经给大方县委说了 ,他们负责为我找车子。这是命令 ,必须执行。我当即通过管行政的同志买了一张长途公共汽车票 ,第二天一早便动身去大方。那时的路况很差 ,到达大方时天已经黑了。我知道县委负责为我找车就是介绍我到车站优先买车…     

作风民主 待人诚挚——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访美杂忆(二)

一次学院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字条,说有一位持德先生打电话找我,要我回电话。我按所留的号码拨通了电话。从听筒里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卡罗尔的校友,听说一位中国学者来卡罗尔任教,我很高兴,想跟他认识一下。”我高兴地请他来我的住所。见面一看,是一位头发斑白而精神党锐的老者。他说他是1924年从卡罗尔毕业的。我听了很吃一惊,因为1924年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大学毕业了。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笑而不答,说过几天就知道了。从谈话中知道,他过去也是一位教师,十多年前已退休。因为是校友,他一直关心…     

救场电话

朋友小马前几年经常去相亲。他自视颇高,找对象第一是看相貌,只要对方不够漂亮,就不愿多费时间。为了能体面脱身,每次去见人之前他都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他们约定的时间,要我在他们见面15分钟后     

以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文件为指针,努力探索合编史鉴编纂工作和广告、发行工作的新路子

各位执行副主编、各位发行代理服务点负责同志：邱中建同志在外地开会,会前我专门向他打电话作了请示,他非常支持召开这个会议,并且委托我和大家共同协商把这个会开好,把史志工作很好地向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同志和党史研究室同志做一个汇报。今天,我本来去向王乐泉书记汇报别的工作,也附带把我参加史志会议的情况顺便作了汇报。王乐泉书记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做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既是宣传石油,也是宣传新疆的'一白一黑'战略,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今天,我们把各位请到驻乌鲁木齐办事处来,召开首次联合编辑部编纂业务工作会议…     

谭震林在《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重要文章的经过

正一1981年6月10日上午,我刚走进红旗杂志社办公大楼,在楼梯口遇到了总编辑熊复。这是他近期出国访问归来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他叫住我,和我热情握手,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在电话中和谭震林同志说好,明天上午,我去他家看望,向他约稿,你和我一同前往,为他代笔写一篇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准备在《红旗》7月纪念专刊上刊用。"     

名人妙谈三则

名人妙谈三则文／崔抗生（一）六十耳顺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因工作失误调离河南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后,经常深入基层,接近群众,调查研究,精神渐渐振作起来。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工作时专门召见了他,见面就问：＂芝圃同志,这两年怎么样？＂吴回答：＂在下边...     

我给毛泽东当“信使”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明灏于6月间由石家庄到达武汉.他是我幼年时的老师,又有亲戚关系,所以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晚上就来到我家.当时我在汉口经营大公牌电池厂,解放不久,骤然相见,彼此不胜欣慰.7月1日,李明灏又来到我家,因已见面几次,知道我有意参加革命工作,便明白地说:“我这次南下,负有和平解放湖南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策动长沙和沙市、宜昌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倒向人民方面来.程潜、陈明仁、宋希濂指挥的部队,你有认识的人么?”我